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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人的呐喊》看“两个口号”的论争--国家年鉴
冯雪峰[XueFeng]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奉中央命令回到上海工作，附带还管一管文艺界的事情。他到上海不久即引发了著名的两个口号[KouHao]之争。
关于此事，朱正先生的1956年本《鲁迅[LuXun]传略》是如何阐释的呢？下面摘录几段话就可以看出它的时代局限了：
暗藏在左联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利用革命文艺界工作中的缺点钻空子，进行破坏活动。（第173页）
由于胡风的兴风作浪，一时革命文艺界内部发生了一些问题。本来毫不冲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WenXue]和国防文学[WenXue]这两个口号[KouHao]竟引起了争论。（第174页）
这里当然不会有任何事实来说明问题，一切罪责都加在了已经成为反革命分子的胡风身上。不过有一点可以注意，就是这本书出版时（1956年底），反右派运动还没有开始，所以由冯雪峰[XueFeng]起草的《答徐懋庸》这篇文章还能够说它“总的精神是完全正确的”，即使有点瑕疵，也是“因为胡风的蒙蔽”所致。这比1957年版《鲁迅[LuXun]全集》的注解还接近事实一点。
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WenXue]”新口号[KouHao]的提出，1982年本《鲁迅[LuXun]传略》是这样写的：
鲁迅[LuXun]在冯雪峰[XueFeng]和胡风的参预讨论之下，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WenXue]”口号[KouHao]，作为当前文学[WenXue]运动的口号[KouHao]。（第351页）
因为病，当时鲁迅[LuXun]没有能够自己写文章。直到后来发表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WenXue]运动》中，才第一次用他自己的名义提出这个口号[KouHao]来。（第353页）
这其实基本上是依照《答徐懋庸》这篇文章以及冯雪峰[XueFeng]的回忆文章的口径。对于新口号[KouHao]提出的过程，则是依据茅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记录稿进行阐述的。实际上茅盾并不是当事人。
《一个人的呐喊》也引用了茅盾的回忆，但此处仅引了他谈“国防文学[WenXue]”来源的一段话：
我曾听到夏衍讲，“国防文学[WenXue]”的口号[KouHao]是根据当时党驻第三国际的代表王明在《救国时报》上写的一篇文章和第三国际出版的《国际时事通讯》上的文章而提出的。我问周扬是不是这样，周扬说是的……（第345页）
“国防文学[WenXue]”的提出者王明本人证实了这一点。王明在《中共五十年》里说：
周扬以及中国共产党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中的其他一些人，1936年初提出“国防文学[WenXue]”口号[KouHao]的根据，是1935年8月1日为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表的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其中宣布了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口号[KouHao]。（第346页）
“国防文学[WenXue]”口号[KouHao]的来源是没有争议的，而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WenXue]”这个口号[KouHao]，问题就要复杂一些。在1982年本《鲁迅[LuXun]传略》出版多年之后，胡风的回忆文字陆续发表出版了，新的著作有条件采用更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了。1991年《上海鲁迅[LuXun]研究》（5）发表了胡风于1977年在监狱里写的《关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LuXun]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一文。（此文刊登后还有一点曲折，这一期《上海鲁迅[LuXun]研究》印成后当时却禁止发行销售，因为九十年代初还有人不愿意真相大白。）胡风在这篇材料里说明：冯雪峰[XueFeng]到上海后，认为“国防文学[WenXue]”不好，于是授意他写文章，这样新口号[KouHao]就通过他所写的《人民大众向文学[WenXue]要求什么？》一文提出来了。
胡风这篇材料还说明了《答徐懋庸》一文其实是鲁迅[LuXun]为顾全大局而作：
后来问题闹大了，周扬夏衍们组织大围剿，冯雪峰[XueFeng]才请鲁迅[LuXun]公开答复徐懋庸，并请鲁迅[LuXun]声明是鲁迅[LuXun]提的，请我写了文章。这是为了抵抗周扬夏衍们的攻势，好像为我解脱，其实是为他自己在“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组织”即周扬夏衍们里面受到的围攻解围。为顾全大局，鲁迅[LuXun]只好承担了这个责任。（第356页）
原来，新口号[KouHao]本来与鲁迅[LuXun]关系并不太大。胡风的材料既纠正了茅盾所说，同时也订正了冯雪峰[XueFeng]所说，包括《答徐懋庸》一文中的说法。
由于鲁迅[LuXun]逝世及后来形势的发展，这场论争不了了之。但是，二十年之后，1957年反右派时，周扬等人已经飞扬跋扈，他们无所顾忌地干脆否定了鲁迅[LuXun]的《答徐懋庸》这篇文章，让冯雪峰[XueFeng]承担欺骗鲁迅[LuXun]的责任。已被打成右派的冯雪峰[XueFeng]，只能私下与友人诉说委屈，吐出了实情。《一个人的呐喊》（第346页）引了“文革”时楼适夷写给黄源的信：
冯雪峰[XueFeng]对我说过，“民族解放战争文学[WenXue]”这个口号[KouHao]，实际是冯从陕北带来的，鲁迅[LuXun]先生接受了这个口号[KouHao]，加上了“大众”的字样。这件事还是在反右以后私下说的，他一直不敢公开说这个话。（见《黄源楼适夷通信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第31页）
现在事实已经清楚，冯雪峰[XueFeng]执行的是遵命文学[WenXue]，他只听从来自陕北中央的命令，并不直接奉行共产国际的旨意。冯雪峰[XueFeng]私下与友人吐露真情的话与胡风所写的材料得到了互相印证，证明了胡风和鲁迅[LuXun]只是站在台前的人物，幕后指挥者是陕北来的特派员冯雪峰[XueFeng]。
尽管鲁迅[LuXun]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WenXue]”口号[KouHao]作了合理的解释，但其理论根源与“国防文学[WenXue]”一样，同是出自第三国际。王明在《中共五十年》里说：
事实上这两个口号[KouHao]都是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提出的……
鲁迅[LuXun]等人于1936年5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WenXue]”的口号[KouHao]时，所依据的是中共中央1931年9月19日因日军9月18日侵占沈阳而发表的宣言。宣言提出了武装民众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KouHao]。
周扬和鲁迅[LuXun]据以提出各自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口号[KouHao]的上述两个中共中央文件，都是由王明撰写的；其中的两个口号[KouHao]，也都是由王明提出的。（第346页）
读了《一个人的呐喊》才知道原来这两个如此对立的口号[KouHao]却有着这样的亲缘关系，这恐怕不单是现在的研究者，就是冯雪峰[XueFeng]、胡风、鲁迅[LuXun]他们本人当年都未必意识到这一点吧。对王明的话，作者分析说：
看一看王明所说的他撰写的两个中共中央文件的历史背景就明白了：《九一九宣言》是共产国际执行“第三时期”理论时候的文件，反映的是“第三时期”的理论；而《八一宣言》已经是由“第三时期”转变为“人民阵线”时期了。这两个时期对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提法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从这个大的背景来看，两个口号[KouHao]之争可以看作是由“第三时期”转入“人民阵线”时所引起的一点新旧之争。周扬、夏衍这些党的干部，当然紧跟着共产国际路线的转变而转变，而鲁迅[LuXun]，却仍然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场，有点跟不上路线的转变了。（第346～347页）
可以说，不仅是鲁迅[LuXun]有点跟不上这种新旧路线的变化——这在他对待解散“左联”的态度上早就表现出来了，就是陕北的中共中央，在接受和执行国际路线时至少也存在一个时差的问题。《八一宣言》传到陕北之后，红军仍东渡黄河讨伐阎锡山，发动东征之战；而且发动宣传攻势。东征结束，红军撤回黄河西岸之后，中共于5月5日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在此种态势之下，作为中共特派员，冯雪峰[XueFeng]确实不能自作主张唯共产国际之马首是瞻，他只能听从陕北中央的指令。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1956年版和1982年版《鲁迅[LuXun]传略》虽然已经完全被2007年《一个人的呐喊》取代，没有什么可读性了，但是它们仍然各具其研究价值，因为它们都显示了自己的时代特征，反映了不同的学术氛围、历史环境。这三本书可以说是作者学术道路上的三个里程碑，我以为都能够保存下去，只要记住它们各自的年代。
这篇札记仅仅就左翼文学[WenXue]方面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对读，而鲁迅[LuXun]的生平包括其身后，值得关注的事情实在太多，如关于《新青年》同人的分化，对于新月派文人的再认识，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问题，鲁迅[LuXun]与胡适的异同，鲁迅[LuXun]与“左联”的关系，“假如鲁迅[LuXun]现在活着会怎样”，等等，这些都是上个世纪值得人们思考的一些事情，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细读的内容。但是这些留待以后再记吧。
《一个人的呐喊——鲁迅[LuXun]1881～1936》朱正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