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陷入危局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冲破敌人围追堵截，挽救了党和红军。

　　大搬家式转移：出师即陷入危局

　　1934年5月下旬，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广昌失守后红军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及李德参加了会议。李德建议：红军应退出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以便重新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并为此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在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会议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上报了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国际回电同意转移，这就拉开了长征准备的序幕。

　　为准备长征，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主力突围转移重大事项。实际上博古、李德独揽军事指挥大权。他们把战略转移的指导思想定位于“搬家”，即把中央机关从苏区搬到湘西。博古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承认“长征是搬家，抬轿子，使红军受到很大削弱。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央直属队共8.6万余人，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战略大转移——长征。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述当时的情景：“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一支奇特的队伍。”

　　这种把作战部队与后勤部队编在一起的部署，是典型的逃跑行动，既谈不上精干、快速，又影响红军主力的作战行动。连博古自己都承认长征战略转移计划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计划。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长征军事计划全错的，使军队有被消灭的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

　　果然，这一战略转移方案，在长征之初就暴露出行动迟缓又带来战略转移目标过早暴露的严重问题。

　　蒋介石是在1934年11月11日判明我军的战略意图的。此时，红军正通过敌第三道封锁线。12日，他发出电令，特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构筑以湘江为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消灭在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毛泽东曾提议趁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与毛泽东有着相似的看法，他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这时已由冒险主义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避战的心理驱使他们不再停留，认为那是冒险，遂选择了加快前行、脱离追兵的道路。

　　这样，强渡湘江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空前惨烈的湘江之战使红军付出了30500人的生命代价。如果把长征以来全部伤亡和减员包括在内的话，总计已经损失5万多人了。也就是说，长征刚刚一个多月，损失已经过半。

　　巨大挫折教育了从中央到红军中的许多人，人们开始从中央错误领导和错误军事指挥反思失利的原因。《刘伯承回忆录》描述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