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伟思作为军事观察小组成员，不仅多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还访问了许多抗日根据地,见到了陈毅、林彪、聂荣臻等从抗日根据地来延安开会或汇报工作的中共将领。通过对延安的实地考察，谢伟思和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成员一致认为：与在国民党统治区相比，他们似乎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同的人。不论是延安军民的精神气质还是延安的气氛，都与重庆迥然两样。

1944年7月28日，谢伟思在《对陕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初步非正式印象》的报告中写道：“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如此。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谈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提到毛泽东时，带有某种尊崇），但是这些人都是平易近人的，对他们完全没有奴颜婢膝之态。他们自由地参加各种小组。这里也完全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中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初来乍到者在延安看不到警察，也很少看到士兵。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衣着和生活都很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每个人都穿同样普通的、用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在衣着、生活或接待方面，我们看不见炫耀虚饰的现象……”“士气是很高的，战争看来接近了，而且是现实的。这里没有失败主义，而是信心十足，没有厌战情绪。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人们是严肃认真的，倾向于一种使命感。那里有惊人的政治觉悟。没有对党的领导人的批评，没有政治闲谈。同时，没有紧张和压抑感。”

谢伟思报道了延安令人鼓舞的形势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与经济萧条、官僚腐败、特务横行的重庆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反差不禁让谢伟思大发感慨：“我们全力支持的政权（蒋介石政权）的表现和我们发誓要消灭的敌人（日本）是如此雷同；而我们从不予支持的中共却又与我们美国人自己这般相像。真是不可思议！”

在重庆时，谢伟思与国民党领导人有过广泛接触；到延安后，他与中共领导人也进行了很多接触，使他对二者有了十分鲜明的对比：中共领导人都十分坦诚直率和平易近人，而重庆的官场里充斥着腐朽和等级制。在谢伟思看来，中共领导人给人以两点极为深刻的印象：

第一，青春年华。当时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差不多都是 40多岁，少数是 30多岁接近 40岁。正是这种年轻且精力充沛，使他们作为一个集体显得十分活跃而称职。在这个集体中，看不到半饥饿的、贫血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同样也看不见吃得肥头胖耳的官吏和官僚派头的人。这种活力不仅表现在体质上，也表现在智力上。中共领导人的知识、兴趣和阅历都是极其多样的，他们都是具有不容置疑的坚强信念的人，谢伟思称之为“韧性”。他们具有耐心，他们在这方面受过长期艰苦的训练；他们将会妥协，如果这确定是符合党的最大的、长远的利益的话；一旦需要的时候，他们会奋起战斗；并且他们可能会是严厉和无情的，如果必需的话。在中共领导人中间，畏惧或个人利益都是不会加以考虑的。

第二，一贯井然有序。这种特点既是精神上的也是物质上的，因为在延安普遍存在着一种认真的气氛和高效率。中共领导人中好像有一种强烈的集体感和牢固的团结，完全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人身攻击、妒贤嫉能和小集体主义。没有一个人给人以“政客”的印象。他们是在一场斗争中升到高位的，而斗争的胜利并不是依靠创建了一部政治机器、玩弄诡计或是利用有利的个人关系，而是依靠实际的成就。

谢伟思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广泛接触后得出一个总体结论：这个领导集体由精力充沛、成熟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他们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具有杰出的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就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谢伟思给美国国务院撰写了大量报告，对中共领导人的素质和个人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的风度，习惯于推理思考和直截了当地处理问题，看来更像美国人，而不像东方人。”

（2012年第2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管永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