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读《资本论》的相关情况，党史学界一直有各种不同观点。不少人认为毛泽东是到延安以后读的《资本论》，也有学者认为“毛大概没有读过《资本论》”。笔者通过查阅相关史料认为，毛泽东在1920年就通过《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接触了《资本论》，在1932年4月，红军打下漳州时就得到并有可能阅读了《资本论》；根据毛泽东阅读《资本论》的圈画和批注情况、高度评价和在文章中引用的实例、向党内其他同志荐书的记载情况等，说明他曾多次用心阅读这部经典著作，从中汲取理论力量。毛泽东“三温四复”的读书风格，学思结合、学用一致的学风，值得我们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过程中认真学习和发扬光大。

　　第一，毛泽东在1920年通过《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接触了《资本论》。

　　毛泽东最初了解《资本论》是在1920年，通过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该书作者马尔西（1877—1922）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曾任在美国出版的非常有影响的革命刊物《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的编辑。这部著作不仅像李汉俊在译者序里介绍的“将马格斯经济学说底骨子即商品、价值、价格、剩余价值，以及资本和劳动底关系用很通俗的方法说明了出来”，而且还充满了革命精神。该书是李汉俊根据日文版转译而来，社会主义研究社1919年9月出版。1920年9月初，毛泽东与易礼容等人在长沙组织发起了文化书社，易礼容任“经理”，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书社的重要文告与社务报告多出自毛泽东之手。在1920年11月10日《长沙大公报》上刊登的《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中，毛泽东把《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列为“书之重要者”第三本（前两本是《罗素政治理想》和《罗素社会改造原理》）。而在1921年4月《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中，毛泽东列出了书社成立七个月以来“内容比较重要些的”书刊在湖南的“销数”，《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售出200本，仅次于《杜威五大讲演》（220部），名列售书“排行榜”第二位。虽然没有直接的资料佐证，但是对于这样一本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畅销书”，酷爱读书且向读者荐书的毛泽东很有可能一睹为快。

　　第二，毛泽东在1932年4月得到并至少是“泛读”过《资本论》。

　　1932年4月，红军打下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科学方面的书，其中有一些马列著作。《毛泽东传（1893—1949）》记载：“毛泽东在漳州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搜集到一大批书籍和报刊，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著作。”根据当时陪同毛泽东去找书的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曾志的回忆：“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而据《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记载，“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1930年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的中译本。”所以从出版时间来看，毛泽东于1932年在漳州得到《资本论》是完全有可能的。

　　由于当时要获得马列著作非常困难且种类并不是很多，因此毛泽东得到该书应该就会如饥似渴地阅读。据1933年秋天他先后把《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介绍给彭德怀的历史事实和吴亮平的回忆来看，毛泽东在得到了曾志所说的四本书之后，马上阅读了《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和《反杜林论》。虽然尚未找到此后一段时期内毛泽东阅读《资本论》和向别人推荐该书的资料，但是可以推论，当时毛泽东至少是“泛读”过《资本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