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元帅（1896-1969）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追随过孙中山，听命过蒋介石，最终站在了毛泽东的旗帜下；他亲身参加了护法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早在1925年2月，他即担任了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历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红二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红三军军长，红二、六军团总指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等职，期间战绩彪炳军史。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革命战争年代，贺龙何以百战百胜？这主要得益于他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独具特色的用兵之道。

　　潜龙在渊　 隐忍待机

　　贺龙带的队伍多次面临险境，但他运用“潜龙在渊，隐忍待机”的发展谋略，当形势不利时能够像龙潜伏在深渊里一样保持低调，暂忍一时之气，等待时机飞龙在天。

　　1919年夏，时任湘西护法军第五团第一营营长的贺龙，在驻地湘西桑植城里竟然同时接到了两张委任状：一张是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送来的，要委任他为支队司令；一张是澧州镇守使王子豳送来的，要委任他为团长。陈、王主动笼络贺龙有诸多原因：一是贺龙在湘西颇具声望，拥有武装，政绩斐然；二是前湖南督军谭延闿企图兴兵统一湘西，湖南大小军阀纷纷扩大实力，以求自保。在这种形势下，陈渠珍、王子豳争着委任贺龙，就不是偶然的事了。

　　当时，贺龙与陈渠珍素无关系，与王子豳还对抗过，贺龙大姐贺英的房屋就是被王部烧毁的。不过，贺龙考虑：若对陈、王的委任断然拒绝，势必引起双方冲突，以自身的力量与之对抗，很可能使部队受损，驻地民众涂炭，于军于民都不利。加上贺龙所部受护法军上层排挤，无人发饷，靠桑植一个贫困县供养这许多兵，已经相当不易，急需扩大供应来源，减轻人民负担。于是，贺龙召集会议商讨对策，部下大多数主张接受陈渠珍的委任，因为陈的势力距桑植较近，难于抗衡。而贺龙却力排众议，出人意料地决定接受王子豳的委任。因为王在澧州，距桑植较远，我们的队伍可以保持相对独立性；况且，这时原属北洋军阀系统的王子豳已经转向了孙中山的军政府，与贺龙的政治立场相同。结果，王子豳对贺龙不记旧仇表示感激，贺王两部相安无事，贺龙的队伍在始终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名正言顺地由一个营扩充为一个团。

　　1920年7月，澧州镇守使王子豳被其副使卿衡谋杀，王的儿子王育寅在慈利东岳观率9个团7000人举兵报仇。鉴于王子豳已靠拢孙中山，贺龙乃出兵支持王育寅讨伐卿衡。当年10月，由于湖南军阀谭延闿的干预，贺龙不得已率部返回桑植。途中，湘西镇守使陈渠珍派兵设伏，企图消灭贺龙部，却反被贺龙打败。陈渠珍见动武失利，即委派一名亲信担任桑植县长，命其游说贺龙归附于他，头衔还是以前许诺过的支队司令。这时，贺龙考虑到所部频繁征战，枪支弹药不足，部队无处发饷，又不愿加重乡里负担，便接受了陈渠珍的委任，担任了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支队长。在湘西土皇帝陈渠珍的招牌下，贺龙招兵买马，革命队伍得到很大发展。

　　1925年2月，根据孙中山指令，由四川出师借道湘西北伐的贺龙，在澧州被孙中山委任为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这年3月底，湖南督军赵恒惕收起了敷衍广东革命政府及孙中山的假面具，限令建国川军在两星期内全部出境。当时贺龙的建国川军第一师名义上是建国川军，但所部官兵绝大多数都是湘西人，听说本师可能开赴广东，一些人就泣涕请命要求留乡守土。如果断然开赴广东，部队很可能分裂。于是，贺龙决定留在湘西。

　　到1925年5月初，熊克武率领建国川军主力南去，湘西只剩下贺龙这个师了。赵恒惕大军临近，或战、或撤、或和，成为需要贺龙迅速作出决断的头等大事。根据赵恒惕（湖南衡山人）大倡“湘人治湘”的口号，同是湖南人的贺龙利用建国川军第一师所部官兵绝大多数都是湘西人这一事实，把第一师定位为湘军，发表留湘通电：从四川出师北伐直系军阀以来，“半载屯兵，毫无进展”，“不得已，勉徇部属之请，实行还湘，保卫桑梓”。湘军返乡，名正言顺，给赵恒惕出了难题。赵恒惕依附北洋政府，残酷镇压革命，剥削三湘人民，贺龙这样一支革命武装留在湖南，当然成了他的眼中钉。但是，赵当时正以其主力和建国湘军作战，没有足够力量同时攻击贺龙。同时，湖南省政府内也有接纳贺部、让贺龙任澧州镇守使的建议。赵恒惕权衡利害得失之后，以湖南省政府的名义委任贺龙为澧州镇守使，管辖7个县。同时，派省议员熊贡卿为省政府代表常驻澧州镇守使署监视贺龙。贺龙十分清楚赵恒惕的用心，但为了能够暂时避免不利的战事，便接受了委任。虽然这年10月赵恒惕就翻脸“讨伐”，但在这半年时间里，贺龙合法地利用澧州镇守使职权招兵买马，队伍更加壮大了，在和赵恒惕大战一场之后仍然“保存了5个团主力，精锐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