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研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和观点

　　（一）关于刘少奇[LiuShaoQi]多次出访的历史评价。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评价基本援引《刘少奇[LiuShaoQi]传》的观点。关于1949年刘少奇[LiuShaoQi]访苏，《刘少奇[LiuShaoQi]传》认为它“是建立新中国一项重要准备工作”，“直接沟通了中共中央同联共中央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对以后中苏关系的发展以及苏联对中国的态度有着重要影响，也为年底毛泽东的正式访苏做了准备”。（《刘少奇[LiuShaoQi]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90、600页。）关于1952年刘少奇[LiuShaoQi]访苏，《刘少奇[LiuShaoQi]传》认为，刘少奇[LiuShaoQi]此行除了代表中共中央祝贺斯大林70寿辰外，“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受毛泽东委托，就中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件事向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本人征求意见”。刘少奇[LiuShaoQi]“谈的不是个人意见，但也不是中共中央的正式决定”，“实际上表达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初步设想”。斯大林对中共中央设想的赞同，“使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更加坚定了”。（《刘少奇[LiuShaoQi]传》，第663、664、665页。）关于1956年刘少奇[LiuShaoQi]访苏，《刘少奇[LiuShaoQi]传》将其放在刘少奇[LiuShaoQi]“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调查和思考”一节中来叙述，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公开评价这次秘密出访行动。《刘少奇[LiuShaoQi]传》指出：刘少奇[LiuShaoQi]此行“是应苏共中央的紧急邀请，为商讨应付波兰国内出现的紧张局势而前去的”。“中共代表团的意见对苏共中央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刘少奇[LiuShaoQi]结合“波匈事件”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提出了许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例如，“要批判特权主义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思想、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的思想”。“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定出一种人民监督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例如退休制度，我们也可以参考。”刘少奇[LiuShaoQi]的这些思考，与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产生了强烈共鸣，也为刘少奇[LiuShaoQi]1957年初率领调查组南下五省调查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一系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主张，以至后来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参见《刘少奇[LiuShaoQi]传》，第736-756页。）《刘少奇[LiuShaoQi]传》认为刘少奇[LiuShaoQi]1960年访苏的直接背景是此前以邓小平和彭真任正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中央的两党会谈“进展得并不顺利，还发生激烈争论”。刘少奇[LiuShaoQi]到莫斯科后，“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为争取中苏关系的改善做了不懈的努力”，“使1958年以来日趋紧张的中苏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参见《刘少奇[LiuShaoQi]传》，第845-852页。）《刘少奇[LiuShaoQi]传》提出，1959年以后，“刘少奇[LiuShaoQi]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中国人民的使者，为沟通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做出了巨大努力”。（《刘少奇[LiuShaoQi]传》，第845页。）

　　也有论者认为，“文革”中强加给刘少奇[LiuShaoQi]的“推行‘三和一少’投降主义外交[WaiJiao]路线”罪名，祸起1960年访苏。参见丁明整理《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还有论者提出，1963年刘少奇[LiuShaoQi]出访东南亚四国和朝鲜，以及1966年访问亚洲三国的背景是毛泽东提出“争取‘中间地带’外交[WaiJiao]战略”。“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章百家：《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WaiJiao]五十年》，《百年潮》1999年第10期。）刘少奇[LiuShaoQi]对亚洲国家的多次访问，无疑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关于刘少奇[LiuShaoQi]对新中国外交[WaiJiao]事业的贡献。有学者认为，刘少奇[LiuShaoQi]是新中国和平外交[WaiJiao]政策的积极倡导者和执行者，在多种外交[WaiJiao]场合不失时机地阐述中国和平外交[WaiJiao]政策，强调维护和平与反对战争的一致性；刘少奇[LiuShaoQi]还是发展与社会主义各国关系和兄弟党党际关系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他长期主管党的对外联络工作，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基础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国家关系与党际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处理这两种关系时要坚持独立和平等原则；刘少奇[LiuShaoQi]也是国际反帝反殖斗争的坚决支持者和战斗者，向殖民地人民传授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用实际行动支援殖民地人民正义斗争，支持和援助民族独立国家发展经济。他的关于发展对外关系的见解，对于今天制定外交[WaiJiao]政策仍然有重要参考价值。（参见蒋艳丽、肖宗志：《论刘少奇[LiuShaoQi]对新中国外交[WaiJiao]的贡献》，《湖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也有学者依据《文稿》公布的史料概括出刘少奇[LiuShaoQi]在三个方面对新中国外交[WaiJiao]事业作出了贡献：一是为构筑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访苏解决了新中国外交[WaiJiao]承认问题、密切中苏两党关系问题、取得苏联援助问题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新中国安全问题；毛泽东赴苏谈判缔结新约期间，主持国内的讨论，为中苏缔约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联络与支持亚洲革命力量，组织在中国召开亚洲职工代表会、亚洲青年代表会、亚洲妇女代表会，正确贯彻党对东亚民族革命运动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主张；三是负责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及援越抗法工作，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有利的外交[WaiJiao]格局发挥了积极作用。（参见章百家：《刘少奇[LiuShaoQi]与新中国外交[WaiJiao]事业》，《刘少奇[LiuShaoQi]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论文集》，第125-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