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历史和现实关系是双向的，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现实又不断地向研究者提出新的问题和题目，推动历史研究的发展。

　　我们说，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除了要还原历史条件，即把他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外，还要在长期的发展中，也就是从历史趋势中判断他的得失成败。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回顾40年前刘少奇的思想贡献，会有一些新的体会。

　　2003年10月14日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ZhuYi]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2004年２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这以后，牢固树立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就成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一个战略性部署。可以说，党的十六大以来，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有其社会历史条件的。中宣部在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读本》中指出，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依据是我国社会主义[ZhuYi]建设的实践经验。它社会主义[ZhuYi]建设的历史分三个阶段，即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后和十六大以来。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段对于科学发展观形成的贡献它的表述是一个基本前提和两个“提出”，基本前提是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ZhuYi]基本制度，两个“提出”，一是提出要以实现工业化为核心，逐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二是提出坚持统筹兼顾等方针，推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简单说就是明确了一个经济社会建设的目标和一系列经济社会建设的方针。这里的“统筹兼顾等方针”既包括毛泽东的统筹兼顾的思想，也包括八大所确立的综合平衡的思想。

　　说到综合平衡思想，最大贡献者首推陈云和周恩来，不是少奇的专利。但是当我们还原八大的历史环境或曰历史氛围的时候，就会发现少奇独特的历史贡献。八大召开前的历史氛围是什么样的呢？1955年下半年批了“小脚女人走路”右倾错误，接着又提出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心要讲反对[FanDui]右倾思想，反对[FanDui]保守[BaoShou]主义[ZhuYi]，提早完成社会主义[ZhuYi]建设和社会主义[ZhuYi]改造的计划[JiHua]” 。在反保守[BaoShou]主义[ZhuYi]、加快速度、短时间内获得更大成绩的思想指导下，高指标计划[JiHua]相继出台，1956年初各地对基本建设投资不断加码，追加到200多亿元，是中央批准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JiHua]控制数字112.7亿元的2倍，而这一年的全年财政收入只能增长9.29%，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情绪也影响到“二五”远景计划[JiHua]（现在叫中长期计划[JiHua]）。当时制定“二五”计划[JiHua]第一方案把粮食定为6400亿斤，棉花70亿斤。“一五”计划[JiHua]到1957年粮食是3900亿斤，棉花32.8亿斤，而1955年分别是3679亿斤，30.4亿斤。照此看来，“二五”计划[JiHua]的粮食要翻将近一番，棉花要翻一番多。这样的指标显然难以完成。尽管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在国务院会议上和人大会议不断地在讲指标过高，但要没有刘少奇，恐怕也很难在政治局形成统一的认识。

　　在中国这样一个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在国际环境相对不那么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加快发展就很容易成为一种本能的愿望和共同的理想。所以，急躁[JiZao]冒进[MaoJin]情绪和倾向有着客观的生长条件。所以，如何在实际工作中保持并贯彻始终地遵循一个科学的方针就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点，少奇在八大前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刘少奇在1956年2月17日听取交通部汇报时明确指出：脑子太热，提的指标太高，没有条件做到，这就是冒进[MaoJin]，要防止。　6月4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在听取了周恩来同志报告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情况之后，就议定了制止冒进[MaoJin]、压缩高指标和过大建设规模、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稳步前进的方针。10日，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中央会议提出的方针，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在刘少奇同志的支持下，《人民日报》于1956年6月16日和20日连续发表了《读1956年的国家预算报告》和《要反对[FanDui]保守[BaoShou]主义[ZhuYi]，也要反对[FanDui]急躁[JiZao]情绪》的社论。

　　第一篇《读1956年的国家预算报告》社论指出， 在今年的预算报告中有几点可以注意的地方。一点是今年的国家预算收支增长很大。预算收入比去年增长15.83％，预算支出比去年增长22.77％。预算收入的几乎半数是国营企业收入；而国营企业收入中，又以国营工业收入比去年增长最快，达到31.27％。在预算支出方面，经济支出占半数以上，其中工业支出比重最大，其次是交通运输支出，再次是农林水利支出。在各项支出中，基本建设的投资的总额达140亿元，将近支出总额307亿元的半数，占经济建设支出的大部，比去年增长达62％之多。 可以看出，今年的国家收入计划[JiHua]和支出计划[JiHua]都是很积极的。这是反保守[BaoShou]主义[ZhuYi]的预算，这是加紧建设的预算，这是反映社会主义[ZhuYi]高潮、争取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JiHua]的预算。实现这个预算是有条件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就是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民的社会主义[ZhuYi]积极性的高涨。但是也应该看到，实现这个预算，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1956年的一半已经快要过去了，过去的半年的努力已经有了显著的成绩，但是还有重要的缺点。今后的半年的任务更加重大。全国上下，无论在完成收入计划[JiHua]方面，或者是在实现建设计划[JiHua]方面，都不能容许自满和懈怠。

　　今年的预算报告的另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报告的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反对[FanDui]保守[BaoShou]主义[ZhuYi]的同时，提出了反对[FanDui]急躁[JiZao]冒进[MaoJin]的口号。这是总结了过去半年中执行国民经济计划[JiHua]的经验得来的结论，所以报告里说，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JiZao]冒进[MaoJin]的倾向存在在农业工作中，例如许多农业合作社的增产计划[JiHua]过大，而且片面地着重粮棉而忽视副业，生产和非生产的投资都过多，一部分合作社的规模过大，对社员的干涉过多，要求过高，对社员收入的增加和女社员的健康注意不够。急躁[JiZao]冒进[MaoJin]的倾向存在在基本建设工作中，例如许多建设部门的计划[JiHua]过大，超过了材料和设备供应的限度，而准备工作又单纯地偏重了施工力量，许多建设部门在工程中片面地要求多和快，而忽视好、省和安全。急躁[JiZao]冒进[MaoJin]的倾向存在在生产企业中，例如一部分生产企业的产品计划[JiHua]没有详细研究原材料的来源和用户的实际需要，许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也是片面地追求多和快，忽视好、省和安全。在其他方面，例如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某些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这种急躁[JiZao]冒进[MaoJin]的倾向并不符合于反保守[BaoShou]主义[ZhuYi]的正确的要求，因为反保守[BaoShou]主义[ZhuYi]是要求充分利用客观的可能，并不是要求做不可能做的事情，当然更不是要求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因此，反对[FanDui]急躁[JiZao]冒进[MaoJin]，也决不是容许保守[BaoShou]主义[ZhuYi]。急躁[JiZao]冒进[MaoJin]的结果必然招致损失，妨碍国民经济计划[JiHua]和财政收支计划[JiHua]的实现。在预算报告中向全国人民指出防止和纠正急躁[JiZao]冒进[MaoJin]的倾向，是切合时宜的。希望全国各级组织和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认真地重视这一个警号，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FanDui]保守[BaoShou]主义[ZhuYi]，又反对[FanDui]急躁[JiZao]冒进[MaoJin]。

　　第二篇《要反对[FanDui]保守[BaoShou]主义[ZhuYi]，也要反对[FanDui]急躁[JiZao]情绪》社论，大家都很熟悉，按照薄一波的说法，它是“在少奇的指示下，中央宣传部为《人民日报》起草”，《刘年谱》说是刘少奇修改审定的。这篇社论不长，仅有3444字。我们可以看到，社论对于保守[BaoShou]，用的是“主义[ZhuYi]”；对于冒进[MaoJin]用的是“情绪”或者是“偏向”，用词上是有所保留的。尽管如此，社论分析了急躁[JiZao]情绪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JiZao]冒进[MaoJin]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BaoShou]，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 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JiZao]情绪。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的工作中的冒进[MaoJin]倾向，有些已经纠正，有些还未纠正，或纠正得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则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在今后经常注意。

　　为什么要在反对[FanDui]了盲目冒进[MaoJin]的偏向呢？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由于没有运用辩证的方法，没有从事物的复杂的矛盾和联系中去全面地观察问题，只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就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死，太绝对化。又由于缺少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心中无数，有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情当然就容易偏于一面，发生片面性。在反保守[BaoShou]主义[ZhuYi]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他们以为既然要反对[FanDui]保守[BaoShou]主义[ZhuYi]，既然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执行四十条，于是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这样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当然免不了要犯错误。

　　右倾保守[BaoShou]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JiZao]冒进[MaoJin]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FanDui]。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BaoShou]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ZhuYi]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但是在反对[FanDui]右倾保守[BaoShou]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JiZao]冒进[MaoJin]倾向的反对[FanDui]。只有既反对[FanDui]了右倾保守[BaoShou]思想，又反对[FanDui]了急躁[JiZao]冒进[MaoJin]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在反对[FanDui]保守[BaoShou]主义[ZhuYi]和急躁[JiZao]冒进[MaoJin]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什么是右倾保守[BaoShou]，什么是急躁[JiZao]冒进[MaoJin]，这里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要使我们的计划[JiHua]、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凡是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右倾保守[BaoShou]；凡是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急躁[JiZao]冒进[MaoJin]。在你们这个地区、这个部门中，有没有右倾保守[BaoShou]，有没有急躁[JiZao]冒进[MaoJin]，哪些是右倾保守[BaoShou]，哪些是急躁[JiZao]冒进[MaoJin]，右倾保守[BaoShou]是主要的，还是急躁[JiZao]冒进[MaoJin]是主要的，右倾保守[BaoShou]严重到什么程度，急躁[JiZao]冒进[MaoJin]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些都要具体加以分析，不能凭空想像。也可能在同一个部门、同一个地区的工作中，在这件事上是右倾保守[BaoShou]，在另外一件事上又是急躁[JiZao]冒进[MaoJin]。我们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FanDui]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BaoShou]主义[ZhuYi]，或者都反成急躁[JiZao]冒进[MaoJin]。如果反得过火，就会反了一面，又造成另一方面的偏向，于工作反而有害。

　　这个认识应该说是清醒的。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反复，反冒进[MaoJin]虽然后来受到指责，造成了大跃进的失误。薄一波认为，这篇社论所反映的思想认识，“在当时是正确的、必要的，纠正了经济工作中已经露头的“左”的倾向，也为党的“八大”的召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JiHua]的制定提供了正确的思想基础。”

　　在八大上，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避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BaoShou]主义[ZhuYi]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JiHua]不能完成，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ZhuYi]的错误。”

　　在《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说：“主要我们正确处理处理好国内资源和国际援助，发扬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就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 生产力，如果对于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BaoShou]主义[ZhuYi]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 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JiHua]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ZhuYi]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BaoShou]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把既反保守[BaoShou]，又反冒进[MaoJin]，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建设的方针，是八大筹备过程中的重大收获，也是保证八大成功的重要条件。经过这样的努力，从指标上看，仅以粮食为例，“二五”计划[JiHua]把粮食产量定为到1962年5000亿斤左右。这是一个经过反复推敲、比较接近实际的数字。1955年粮食产量是3678亿斤，比1954年的3390亿斤增长8.5%；1956年粮食产量为3855亿斤，比1955年增长4.8%；1957年粮食产量为3900亿斤，比1956年增长1.2%。 三年增长率平均为4.8%稍多，而如果照“二五”计划[JiHua]1962年5000亿斤的产量计算，五年平均年增长率为5.6%。虽然比前4年多出8个百分点，但是考虑到解放生产力、技术进步等因素，应该是不难达到的目标。

　　但后来对上述清醒的认识出现了反复，反冒进[MaoJin]受到指责，造成了大跃进的失误。

　　1958年的“大跃进”，是作为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之后要出现“经济建设高潮”提出来的。国民经济的“跃进”指标受到政治需要的干扰，计划[JiHua]水涨船高，很多指标缺少科学依据且没有经过详细的计算和综合平衡就产生出来。上面压指标，下面就放卫星，计划[JiHua]不断地修改加码，在《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JiHua]和第二个五年计划[JiHua]问题的决定》中，竟将1962年粮食产量定为1.5万亿斤或者更多一点的高指标位上，严重脱离了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高指标和放卫星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国家和社会发展遭受挫折，1962年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3200亿斤，才相当于1.5万亿斤的1/5强，尚不及1952年3278亿斤水平。。国民经济不得不进行调整，“欲速则不达”。

　　当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是相互促进、系统协调的过程，要正确处理中心与全面、重点与非重点、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强调在发展方式上，要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系列重大关系，注重综合平衡、不能顾此失彼，要统筹兼顾等观点。2006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提出，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是说要好中求快，坚持把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在“好”的基础上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这些重要思想的提出，说明我们党在指导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上更加自觉地把握经济规律，而这一切同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正确总结发展经验，汲取教训都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同八大前后刘少奇等所提出的既反保守[BaoShou]，又反冒进[MaoJin]，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或者叫做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的论述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原载于《刘少奇与中共八大》，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