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跃进”以后，在人们的认识[RenShi]上明显地存在着一个误区：原以为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SheHuiZhuYi]制度，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无限制地改变客观[KeGuan]现实，结果，人的主观愿望与客观[KeGuan]实际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人有天大的“胆”（主观愿望）也带不来生产的大跃进，相反，人的“胆”越大，经济的滑坡就越厉害；盲目改变客观[KeGuan]世界的步伐走得越急，受到的无情惩罚就越多。无论人们愿不愿意承认，客观[KeGuan]规律都在无情地惩罚着只凭意志办事、不从实际出发的人们。

　　几乎与人们的认识[RenShi]陷入这种误区同步，中国社会进入了国民经济的困难时期。伴随着极度的困难，中共中央做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实际上就是党的领导集体试图摆脱认识[RenShi]误区的一种尝试。

1959年11月24日，刘少奇[LiuShaoQi]到海南岛农场了解咖啡生产情况

　　在客观[KeGuan]现实面前，从中央领导层到普通群众，反思认识[RenShi]的错误，审视指导思想的偏差，重新调整认识[RenShi]与实践的关系，成为当务之急。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LiuShaoQi]，同样面临着认识[RenShi]的调整和反思的任务。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刘少奇[LiuShaoQi]的认识[RenShi]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人的主观认识[RenShi]对客观[KeGuan]实际的反映过程是没有终结的，更不可能一次完成。认识[RenShi]在实践中往往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人的认识[RenShi]总是在实践中不断地修正、补充，以接近真理；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人的认识[RenShi]往往也偏离真理。这种两重性是由意识的主观特征决定的，意识在反映客观[KeGuan]对象的时候，不仅有主观性，而且不同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又有着差别性，意识反映客观[KeGuan]，但它的映象不是绝对地等同于客观[KeGuan]，而是对客观[KeGuan]对象近似的反映，有时甚至是歪曲的反映。这正好说明了主观与客观[KeGuan]的对立统一关系，就是这种对立统一，引起了人的认识[RenShi]在实践中的双重特性。

　　从“大跃进”到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刘少奇[LiuShaoQi]对中国社会主义[SheHuiZhuYi]建设的认识[RenShi]也经历了在实践基础上的曲折变化过程。他也摆脱不了认识[RenShi]上的两重性。处在党和国家工作的最高领导层或第一线，再加上刘少奇[LiuShaoQi]本人的认识[RenShi]个性，因此他的这种两重性显露得更为突出。

　　我们从几个主要的阶段来看刘少奇[LiuShaoQi]在认识[RenShi]上的这种两重性。

　　一、“大跃进”期间刘少奇[LiuShaoQi]认识[RenShi]的矛盾性

　　“大跃进”显然是新中国社会主义[SheHuiZhuYi]建设陷入灾难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但“大跃进”的客观[KeGuan]效果并不是毛泽东以及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观愿望，而恰恰是与他们的主观意愿相背离的。这正好说明认识[RenShi]与实践在发展中的双重走向。

　　首先，在“大跃进”期间，刘少奇[LiuShaoQi]与毛泽东和党内大多数同志一样，都有着急躁冒进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扭曲发展打乱了认识[RenShi]在实践中的正常发展。尽管这种情绪的生成反映了新中国广大群众急于想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也折射出国际国内的诸种客观[KeGuan]原因。

　　其次，即使是在急躁冒进情绪生成的过程中，刘少奇[LiuShaoQi]在主观上仍一再强调从实际出发。就是毛泽东等人头脑发热的时候，中共中央的领导层中并没有人反对实事求是，甚至也是极力主张实事求是的。然而，这时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却出现了偏差，“实事”变成了主观对客观[KeGuan]的歪曲的映象。

　　如果从这种认识[RenShi]上的双重走向来看刘少奇[LiuShaoQi]的认识[RenShi]特点，就能较为合理地解释刘少奇[LiuShaoQi]在“大跃进”到国民经济调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何无法摆脱认识[RenShi]上的矛盾。

　　1958年1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错误地批评了周恩来、陈云等人反冒进的问题[WenTi]后，主笔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的第23条是刘少奇[LiuShaoQi]起草的。这一条明显地反映出刘少奇[LiuShaoQi]认识[RenShi]上的双重矛盾：一方面，刘少奇[LiuShaoQi]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的原则，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过分地强调了主观能动性的超前作用，他说：“应当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就是：在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SheHuiZhuYi]事业和群众觉悟提高的前提下，允许并且鼓励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群众创举。”不久，刘少奇[LiuShaoQi]也充满信心地说过这样的话：“由于各方面工作的大跃进，我们过去拟订的计划指标太低了，需要大大修改。我们提出了15年以后赶上英国的口号，按目前情况来看，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估计10年时间就可赶上。我们没有公开宣传，但是心里是作了那样的打算的。”①

　　这时刘少奇[LiuShaoQi]的思路，是既符合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SheHuiZhuYi]建设目标的总体考虑，也符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的改变党委的工作方法，以适应正在形成“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和“新的生产高潮”的要求。

　　正因如此，5月5日刘少奇[LiuShaoQi]代表中共中央向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作工作报告，对报告中那些反映毛泽东的建设思路的观点，刘少奇[LiuShaoQi]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报告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从“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出发，断言“在社会主义[SheHuiZhuYi]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SheHuiZhuYi]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

　　刘少奇[LiuShaoQi]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SheHuiZhuYi]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这份报告以党内正式文件的形式确认，1956年跃进中只存在个别缺点，反冒进是错误的，“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报告严肃地说：“那些反对提高建设速度、反对多快好省这个方针的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份报告实际上正式定论――在社会主义[SheHuiZhuYi]建设问题[WenTi]上，反冒进的思路是错误的。

　　正是通过这次大会，毛泽东达到了彻底地反“反冒进”的目的。会后，“大跃进”运动风起云涌，排山倒海。这其中，刘少奇[LiuShaoQi]不是没有责任的。

　　对八大二次会议报告和刘少奇[LiuShaoQi]个人认识[RenShi]之间的关系，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查，但是，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首先是以反右倾保守为前提的，在冒进与反冒进的对立中，他反“反冒进”的认识[RenShi]和态度是极为坚决的。因此，尽管刘少奇[LiuShaoQi]有着求实的精神，但理论和现实都告诉他必须站在毛泽东一边。在人民群众生产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比较充分地显现出来的时候，刘少奇[LiuShaoQi]自然也不愿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撇开政治等方面的因素不谈，仅从认识[RenShi]上来看，刘少奇[LiuShaoQi]认识[RenShi]上是存在矛盾的，这种矛盾性，使他陷入了困难境地中。

　　二、进人困难时期刘少奇[LiuShaoQi]的认识[RenShi]变化

　　经过“大跃进”的风浪，中国的国民经济急转直下，再加上天灾，极度的困难迅速笼罩在人们头上。主观意愿与客观[KeGuan]实际之间的距离远远比人们预想的要大得多。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危难状况，对全党是个巨大的震动，对刘少奇[LiuShaoQi]也是一个巨大的震动。

　　在困难形势下，党的领导层开始从思想理论指导的角度进行反思。

　　1960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在天津召开会议，邓小平提出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不能庸俗化而要全面正确理解的问题[WenTi]。邓小平的意见，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大家共同认为要正确处理好毛泽东的领导和集体的关系。

　　刘少奇[LiuShaoQi]在发言中也说，不能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刘少奇[LiuShaoQi]还同意毛泽东提倡工农兵学哲学的意见，主张进行普及哲学的运动。刘少奇[LiuShaoQi]显然意识到，在认识[RenShi]与实践严重脱离的时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头脑来武装人，才能远离唯心主义，避免主观臆断、片面性和形而上学。

　　与此同时，中央领导层开始注意反对个人迷信。例如天津会议后，周恩来于3月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98次全体会议，他在会上明确提出了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WenTi]，并由此出发指出了“大跃进”中的错误。他强调：“我们每个人的讲话如不妥当，完全可以驳，不要树立迷信的权威”；“要承认共产主义的热情，但领导干部头脑要清醒”；“精神产品不能放卫星”。②

　　在现实困难和党内反思的双重作用中，刘少奇[LiuShaoQi]也在重新审视“大跃进”的错误。

　　就在28日这天，刘少奇[LiuShaoQi]对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提出了重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审视现实的问题[WenTi]。他说：

　　一平二调，刮“共产风”，也就是人家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这是不好的。马克思早就说过，平均主义对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利的。想不要社会主义[SheHuiZhuYi]阶段，跳到共产主义去，光要不断革命，忘记革命发展阶段论，这是不行的。必经的阶段，是不能跳过去的，不能单凭主观愿望，想过就过。生产关系的改变，要使生产积极性更高，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过渡早了，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妨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过渡的迟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渡，要有主观条件和客观[KeGuan]条件，一是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一是人们的觉悟提高到了一定的水平。你搞平调，人家不愿让你平调，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过渡的客观[KeGuan]物质条件和主观条件都不够。③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中，主观意志与客观[KeGuan]现实的关系问题[WenTi]，成为刘少奇[LiuShaoQi]注意的重点。

　　经过重新反思而产生认识[RenShi]上的震动后，刘少奇[LiuShaoQi]决定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以期深化认识[RenShi]的成果。

　　天津会议后，刘少奇[LiuShaoQi]先后视察了天津、郑州、洛阳、西安、宝鸡、德阳、成都、自贡、重庆、武汉等地的工厂和农村。在沿途调研的同时，他的讲话充分地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尤其是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WenTi]，他论述了在“条件论”、“矛盾论”和“主观能动作用”等问题[WenTi]上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包括：

　　（一）以唯物主义（客观[KeGuan]条件的决定作用）为核心的辩证法（主观能动性和矛盾转化）――

　　我主张不笼统地反对“条件论”，要具体地讲。反对两条，一是不承认某些客观[KeGuan]条件，一是不承认主观能动作用、主观条件。

　　反“条件论”过分，就可能出现主观主义、不要条件、不要革命阶段论。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矛盾的统一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这里是强调条件，不能忽略条件。没有条件，矛盾就不能统一、转化和发展。④

　　（二）认识[RenShi]不能简单化、凝固化；不同意见的争论、甚至唱对台戏，并不是右倾保守――

　　在技术革命中，我们要鼓励唱对台戏。对台戏，就是百家争鸣，经过争鸣，然后再结合起来，就更好。要经常唱点对台戏才好。不要对不赞成的人戴“右倾保守”的帽子。⑤

　　（三）要全面认识[RenShi]上层建筑、生产关系要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技术进步，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势必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环节上的改变。劳动组织、生产组织要改变，工资制度要改变。不改就会妨碍生产、妨碍技术改革，就不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⑥

　　经过实地考察，刘少奇[LiuShaoQi]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中国社会主义[SheHuiZhuYi]建设的问题[WenTi]都看得更为清楚，这为他调整主观认识[RenShi]与客观[KeGuan]实际间的矛盾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为他在中央领导层中发挥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作用，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1960年下半年后，刘少奇[LiuShaoQi]在对主观与客观[KeGuan]之间的矛盾关系的认识[RenShi]上明显地深入了一步，他的一些谈话更接近实际，开始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大跃进”以来党的工作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他当着中央和各省市区主要负责人的面说：

　　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比较多的问题[WenTi]，这些问题[WenTi]是比较严重的，有粮食问题[WenTi]，浮肿病问题[WenTi]，非正常死亡问题[WenTi]，事故问题[WenTi]，计划完成情况的问题[WenTi]，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WenTi]。大家一番热情，总想多一点，快一点，盘子摆得大一点，基本建设项目多上一点，许多同志主要的想法是这方面。……一方面，我们应该敢想、敢说、敢做，但是还要切实可靠，充分可靠，一切经过试验，实事求是，冷热结合。……本来，去年庐山会议头一个阶段就想讨论这样一些问题[WenTi]的，想总结一下，得到教训，使以后这些事情减少一些，后来彭德怀问题[WenTi]一出来，这些问题[WenTi]丢到后边去了，庐山会议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庐山会议提出这些问题[WenTi]，有些同志是得到教训的，而有一些同志我看是没有得到教训，或者得到的教训很少。计划偏大，有些事情不那么切合实际，统计又不那么确实，有浮夸之风。……这些问题[WenTi]不纠正，继续下去，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可以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⑦

　　刘少奇[LiuShaoQi]认为，发生这些问题[WenTi]，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央的计划偏大，盘子安大了，要求过急了，敢想、敢说、敢做……”，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违背了客观[KeGuan]规律。

　　这是在全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层认清“大跃进”的错误前，党的主要领导人阐述错误比较透彻的一次。刘少奇[LiuShaoQi]能够直截了当地讲到这个程度，恰恰反映出他是一位有勇气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一个时期，刘少奇[LiuShaoQi]反复强调要尊重客观[KeGuan]规律，他指出：“大搞基建，大搞水利，就是大搞积累。大丰收大搞积累，小丰收小搞积累，大灾荒少搞积累或不搞积累，这是客观[KeGuan]规律。大灾荒还大搞积累是违反客观[KeGuan]规律。”还说：“今后还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要着重了解实际情况，着重实事求是。”⑧

　　应该说，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刘少奇[LiuShaoQi]开始超越“大跃进”期间的认识[RenShi]迷惘。他的思想变化，对中央做出调整的决策是有重要影响的。9月，国家计委在周恩来、李富春等人的指导下提出对我国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措施后，刘少奇[LiuShaoQi]予以了坚决的支持。

　　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刘少奇[LiuShaoQi]认识[RenShi]上的求实特点及其局限性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做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一方针的出台，是对“大跃进”的后果进行冷静思考的结果，它表明中共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战略重点已从不顾客观[KeGuan]条件的盲目冒进，转到从实际出发、审慎求实的调整上面。毛泽东同时提出了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要求。中国经济开始了五年的调整时期。

　　刚跨入1961年，刘少奇[LiuShaoQi]就对调整第一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今年制订计划的基本精神，是要把局势和矛盾缓和下来，要确实留有余地。每项事情都有个余地问题[WenTi]”。⑨

　　进入调整时期以后，为进一步摸清实情，刘少奇[LiuShaoQi]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于1961年4月初至5月中旬来到湖南农村，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调查研究。这次时间较长的农村调查，对刘少奇[LiuShaoQi]在提出解散食堂、认定中央应该对错误承担责任、提倡民主风气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认识[RenShi]角度来看，刘少奇[LiuShaoQi]的这次调查，为他进一步确立从实际出发的认识[RenShi]原则，打下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这次调查的认识[RenShi]成果，反映在刘少奇[LiuShaoQi]的多次谈话中：

　　（一）在主观和客观[KeGuan]、天灾和人祸的关系上调整认识[RenShi]的角度

　　宁乡县问题[WenTi]那样严重，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没有调查研究，这个教训很大。看来要放下架子，才能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不进行调查研究，决定出的东西是不可能符合客观[KeGuan]情况的。⑩

　　（二）在思想解放的程度上，衡量认识[RenShi]的深浅――

　　请你们谈话的时候，解放思想，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不要怕，不要怕不办食堂就是不要社会主义[SheHuiZhuYi]了，不要人民公社了，只看怎么有利于发展生产，怎么有利于群众的方便。当然，还要有利于社会主义[SheHuiZhuYi]，有利于集体，有利于国家。要对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三方面都有利……办食堂问题[WenTi]，过去宣传上也有一些毛病，对办食堂强调得有一点过分了、厉害了，好像不办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SheHuiZhuYi]了，就不是人民公社了，就是资本主义了。(11)

　　要有点差别，有的人好一点，有的人困难一点。大家扯平，都一样，这不利。平均主义就违背了社会主义[SheHuiZhuYi]的原则。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SheHuiZhuYi]，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SheHuiZhuYi]的根本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现在不要怕按劳分配部分多了。平均主义是违背社会主义[SheHuiZhuYi]的根本原则――按劳分配的，违背了社会主义[SheHuiZhuYi]，还有什么共产主义呢？就更不是共产主义了。(12)

　　（三）在真正的“实际”上，找准认识[RenShi]的出发点――

　　现在有一股风气，一切从上面意图出发，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也是共产党员的纪律。(13)

　　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14)

　　（四）从决策的源泉上，确定正确认识[RenShi]的途径――

　　我希望工作组的同志，从始至终贯彻这一条――走群众路线，去掉恩赐观点。这个问题[WenTi]讲起来容易，办起来不容易。这三年，就是没有让群众当家作主，……走群众路线不能在一股风之下表决，要经过反复商量、酝酿。特别是关系多数群众利害的问题[WenTi]，不能急急忙忙做决定。(15)

　　（五）在调查研究环节中解决认识[RenShi]的过程和目的――

　　对每一个问题[WenTi]、每一个问题[WenTi]的各个方面都调查清楚，我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容易就是人的主观世界要反映客观[KeGuan]世界不容易，要经过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才可能对客观[KeGuan]认识[RenShi]清楚。这个过程可能长，可能短，到底多长，各有不同。调查，要有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WenTi]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作调查是认识[RenShi]世界，认识[RenShi]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又进一步认识[RenShi]世界。认识[RenShi]世界和改造世界要统一起来，认识[RenShi]世界以后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更深刻地认识[RenShi]世界。(16)

　　值得注意的是，在调查研究中刘少奇[LiuShaoQi]获得了一个重大的认识[RenShi]成果――解决了究竟怎么看待天灾和人祸，到底如何把握错误和成绩之比例的问题[WenTi]。在对待错误产生的原因方面，他的认识[RenShi]角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大跃进”期间，刘少奇[LiuShaoQi]是主张从“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角度来看问题[WenTi]的；在困难出现的初期，刘少奇[LiuShaoQi]也是主张以“天灾”为主，“人祸”为辅来认识[RenShi]困难、错误产生的原因的。这是对形势的一种固定的认识[RenShi]模式。在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大背景下，这是一种普遍认同的认识[RenShi]模式。尽管从1960年下半年起，在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中很难看到“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提法，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摆脱这种认识[RenShi]模式。

　　改变上述认识[RenShi]模式，对于刘少奇[LiuShaoQi]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尖锐对立，且社会主义[SheHuiZhuYi]阵营又出现裂迹的情况下，是否从“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角度去认识[RenShi]和对待问题[WenTi]，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认识[RenShi]上的事情，而且还牵扯到对待社会主义[SheHuiZhuYi]的政治态度问题[WenTi]。另一方面，对“人祸”这一原因看得太重，势必会导致对社会制度认识[RenShi]的错误？这也是人们不敢涉及的问题[WenTi]。

　　改变刘少奇[LiuShaoQi]的认识[RenShi]角度的，首先还是实地的调查研究。应该说，决定一个人的认识[RenShi]角度和认识[RenShi]态度的，首先还是客观[KeGuan]的社会实践，而不是主观的臆断。这一点在刘少奇[LiuShaoQi]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湖南一个半月的农村调查，刘少奇[LiuShaoQi]开始放弃对待错误问题[WenTi]上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观点，也开始重新审视“天灾”和“人祸”的关系。

　　经过调查，刘少奇[LiuShaoQi]除了表明“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这一意见外，他还认为，现在社员的生活比1957年还差，生产比以前降低了，应该“承认这个现实”。他说：

　　为什么生产降低了，生活差了？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早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做得不好。(17)

　　在“人祸”里面，刘少奇[LiuShaoQi]认为，“根子还在中央”，中央的错误是主要的，这种错误包括政策上的错误。他举了“办食堂”为例：“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18)刘少奇[LiuShaoQi]把这一错误提到很高的程度来认识[RenShi]，认为办食堂所造成的平均主义后果，已经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SheHuiZhuYi]和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

　　从中央领导层的认识[RenShi]特点来看，这样的认识[RenShi]，充分反映了刘少奇[LiuShaoQi]特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

　　在“人祸”里面，刘少奇[LiuShaoQi]还特别指出了党的舆论宣传机构所起的负面作用。在湖南调研期间，他专门批评了《人民日报》在这方面的错误，认为《人民日报》三年来在浮夸风、瞎指挥风、片面性、高指标、放“卫星”等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为此他明确提出：“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调查研究是一门学问。”(19)

　　这次对中国底层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对刘少奇[LiuShaoQi]认识[RenShi]中国国情，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实事求是把握形势，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次调研的成果，它所形成的思想理论总结，成为刘少奇[LiuShaoQi]在整个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思想认识[RenShi]前提。

　　回到北京以后，刘少奇[LiuShaoQi]于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就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做了一次总结性的发言。这次发言，充分地表明了刘少奇[LiuShaoQi]认识[RenShi]模式和认识[RenShi]角度的转变。他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WenTi]，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LiuShaoQi]借用湖南农民的话所作的判断，并不是仅指湖南而言的。他了解了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情况，大都如此。他赞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说法。

　　因此他得出总的结论：

　　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WenTi]。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WenTi]。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我们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有成绩就是成绩，有一分成绩就是一分成绩，有十分成绩就是十分成绩。成绩只有七分就说七分，不要多说。(20)

　　应该说，从这以后，到调整结束，刘少奇[LiuShaoQi]对中国社会主义[SheHuiZhuYi]建设的认识[RenShi]，尤其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RenShi]，是比较接近实际的。在这个时期里面，他的认识[RenShi]出发点，是比较求实的。

　　之所以把刘少奇[LiuShaoQi]的认识[RenShi]特色定位在“比较接近实际”和“比较求实”上，是因为他仍然受着主观和客观[KeGuan]的双重局限。

　　首先，在主观上，他本人也未完全摆脱全党急于求成的思维惯性，亦未超脱出毛泽东的理论权威的影响。正因如此，他的认识[RenShi]程度一方面明显地比别人深入（从这一时期中央各领导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来），另一方面也并不彻底，仍留了尾巴。正像他在5月31日的发言中所说的，严重的缺点错误虽然不都是“天老爷的关系”，而是要由“中央负主要责任”；但他仍把这些“严重的缺点错误”定位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他坚持认为：“还不是路线错误。”“路线”没错，只是“执行”中的错误，这样的认识[RenShi]逻辑显然是不彻底的。

　　其次，在客观[KeGuan]上，中国的社会主义[SheHuiZhuYi]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既不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又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道路是极为复杂、艰难和曲折的。这种客观[KeGuan]存在的难题，刘少奇[LiuShaoQi]在结束湖南调研一个多半月后，把它反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说：

　　当前，不论新党员，或者老党员，都有一项严重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地系统地学习社会主义[SheHuiZhuYi]建设。在全党展开一个新的学习运动，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这个学习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帮助全党干部，进一步认识[RenShi]和掌握我国社会主义[SheHuiZhuYi]建设的客观[KeGuan]规律。在社会主义[SheHuiZhuYi]建设中，还有许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学会的。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只要我们努力，我们一定能够进一步认识[RenShi]和掌握社会主义[SheHuiZhuYi]建设的客观[KeGuan]规律。(21)

　　湖南调研，使刘少奇[LiuShaoQi]在认识[RenShi]上前进了一步，比较接近实际；然而，一两次调研，并不会完全拨开所有的认识[RenShi]迷惘，解决认识[RenShi]上的所有问题[WenTi]。刘少奇[LiuShaoQi]在认识[RenShi]上的这种两难处境，也是与党内对客观[KeGuan]现实的认识[RenShi]存在分歧有关的。这种两难处境，在1962年前后突出地表现出来。

　　进入困难和调整时期以后，刘少奇[LiuShaoQi]明显地感觉到，在建设社会主义[SheHuiZhuYi]建设的思路上以及在对客观[KeGuan]形势的认识[RenShi]上，他与毛泽东是存在差别的。这种认识[RenShi]上的差别，他在一些谈话中曾经有所表露。(22)

　　四、在调整的关键时期刘少奇[LiuShaoQi]的胆识及中共领导集体认识[RenShi]上的反复

　　为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统一认识[RenShi]，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中共中央决定1962年初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1962年，是调整国民经济的关键一年，统一认识[RenShi]、统一思想，成为党的重要和紧迫的任务。但对于刘少奇[LiuShaoQi]来说，即使达到了统一认识[RenShi]的目的，认识[RenShi]上的两难境地仍然是存在的。

　　一方面，在客观[KeGuan]存在的严重困难面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许多干部出现了畏难情绪，在严酷的形势面前开始产生松劲心理。讲透困难是不是会使人们“泄气”？这一点，刘少奇[LiuShaoQi]不是没有担心的。毛泽东则更为担忧。因此，“鼓劲”仍然是党的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在“鼓足干劲”中“统一思想”，也成为党的领导集体中的共识。(23)

　　另一方面，不讲清、讲透困难，人们就无法真正认识[RenShi]中国的实际情况，党内也无法制定出克服困难的切合实际的政策、措施，无法实事求是。基于这层原因，刘少奇[LiuShaoQi]在1961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坚定地说：回到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上来。不说老实话，或者虚假浮夸，故意多报，故意少报，这种事情作为党的纪律也要定一下。(24)

　　带着认识[RenShi]上的两难处境，刘少奇[LiuShaoQi]迎来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关键年份。

　　1962年1月11日，由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LiuShaoQi]向大会作主题报告。为此，还在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后期，刘少奇[LiuShaoQi]便以主要精力主持起草“七干人大会”的报告。但毛泽东对报告第一稿并不满意。直到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出“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的报告第二稿后，毛泽东才比较满意。因此刘少奇[LiuShaoQi]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主题书面报告并不能完全表达刘少奇[LiuShaoQi]个人的意思。

　　讨论报告第二稿时，刘少奇[LiuShaoQi]曾强调：从1958年以来，我们发生了这样多的问题[WenTi]，一方面有很多成绩，另一方面有很多缺点错误，到底如何认识[RenShi]，这是一个大问题[WenTi]。要统一认识[RenShi]，统一思想，以至以后还要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内目前的关键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WenTi]。(25)

　　既然统一认识[RenShi]是“关键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WenTi]”，那么统一对形势的认识[RenShi]自然成为报告第一部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WenTi]。1月27日，刘少奇[LiuShaoQi]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正式印发与会人员。报告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讲的就是“目前形势和任务”。

　　对国内形势，报告首先肯定，1958年以来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引导下，我国社会主义[SheHuiZhuYi]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成就。同时报告认为，“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报告虽然分析了农业和工业方面的困难，但最严重处，也只讲到：“由于农业减产，1961年我们不得不向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了520万吨（105亿斤）粮食，这是全国解放以来没有过的事情。1962年，我们还需要进口400万吨（80亿斤）粮食。”尽管报告提出：“对于当前实际存在着的困难，应该有足够的估计”。但仍未透彻地讲清到底困难到什么程度。原因就在于，中央的精神还是不想让人们听多了困难而“泄气”，还是要着眼于“鼓足干劲”。

　　正是出于“鼓劲”等原因，也由于对一年多以来进行的“大量的有成效的工作”应有充分的估计，因而报告在总结形势时又做了这样的估计：“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报告希望的是“比较快地战胜困难”，“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

　　这样的估计显然是与实际存在的困难有一定距离的。现实，并没有像报告所说的，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正由低谷向上发展。但报告中的这种认识[RenShi]，包含了从中央到地方一大部分人期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跃进”的求快心理。而毛泽东也不希望把困难的一面讲得太多，否则会让人泄气。报告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是欣赏的，他对修改后的报告的这一部分作了肯定。

　　然而，报告在反映刘少奇[LiuShaoQi]个人对形势的看法方面，是有所保留的。同日，刘少奇[LiuShaoQi]按照毛泽东“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的意见，在大会上做了讲话。他首先讲了“关于国内形势问题[WenTi]”，这里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个人对困难形势及其出现原因的看法。

　　刘少奇[LiuShaoQi]开门见山地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对出现困难的原因，刘少奇[LiuShaoQi]分析得更为坦率：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一条是“人祸”（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两个原因中哪一个是主要的？刘少奇[LiuShaoQi]认为，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举例说明有些地方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对缺点、错误与成绩的比重，在书面报告中没有做出判断，只是表明了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刘少奇[LiuShaoQi]在讲话中则按照天灾和人祸的比例关系作了这样的判断：总的讲，“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26)刘少奇[LiuShaoQi]的这一看法，显然还是来源于1961年湖南调查的认识[RenShi]结论。

　　对困难原因及缺点、错误与成绩的比重的看法，直接影响对困难形势的认识[RenShi]。应该说，刘少奇[LiuShaoQi]在讲话中对困难形势的估计比书面报告进了一步。但是，仍未彻底解决对形势的认识[RenShi]问题[WenTi]。刘少奇[LiuShaoQi]在讲话中仍认为，处于次要的、第二位的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停止、改正，已经过去了，“好象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现在这场病基本上已经好了”。讲话仍说：“我们犯的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WenTi]，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

　　从报告和讲话中，我们仍可以看出刘少奇[LiuShaoQi]在认识[RenShi]上的双重矛盾境界。在如何处理讲成绩与讲缺点、错误、困难之间的关系方面，应该说，刘少奇[LiuShaoQi]在认识[RenShi]上始终存在一定的困惑。

　　七千人大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RenShi]、加强民主集中制等目的，但无论刘少奇[LiuShaoQi]还是党中央，在主观认识[RenShi]与客观[KeGuan]实际之间，仍然留下了一些差距。认识[RenShi]问题[WenTi]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一点，刘少奇[LiuShaoQi]是意识到了的。他也在试图解决。

　　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LiuShaoQi]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经济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WenTi]。会议认为：当前经济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的估计要重。

　　刘少奇[LiuShaoQi]在会上坦率地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WenTi]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为此，他果断地提出：“现在处于恢复时期，……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这种认识[RenShi]是符合实际的。他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过去，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

　　对刘少奇[LiuShaoQi]所主张的“透够底”和“揭问题[WenTi]”的办法，恐怕毛泽东是持保留态度的（这从夏天以后毛泽东所表明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来）。但刘少奇[LiuShaoQi]与周恩来、陈云等取得了完全的一致。他们主张：“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27)刘少奇[LiuShaoQi]还支持陈云在国务院系统作《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把高级干部中在认识[RenShi]上的“并不一致”讲清楚。

　　“西楼会议”后，在刘少奇[LiuShaoQi]的支持下，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小组多次开会讨论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这些办法对国民经济调整起了重要作用。

　　对各方面具体困难的认识[RenShi]和在一定程度上对严峻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是同意的。但他不能容忍的是全面估计整个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形势，更不能容忍全面评估1958年后的建设思路。因此，当中共中央在常委工作会议上全面地剖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时，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

　　5月7日至11日，由刘少奇[LiuShaoQi]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会议认为，充分认识[RenShi]困难形势并采取坚决的措施，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28)

　　刘少奇[LiuShaoQi]在会上的总结发言对党的领导层重新端正认识[RenShi]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他说：

　　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是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看，总的讲，不是不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以及现在还设想不到的困难。

　　刘少奇[LiuShaoQi]认为，应该把这种认识[RenShi]上的“危险”跟干部们讲清楚。他说：“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然后大家才好讲。”(29)

　　这可以说是刘少奇[LiuShaoQi]在党内振臂高呼，充分表现了一个求实而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的勇气。但刘少奇[LiuShaoQi]的所为，埋下的不仅是思想认识[RenShi]上的隐患，而且也种下了政治上的隐患。更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刘少奇[LiuShaoQi]在讲话的开始便提出来：“‘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毛泽东显然把这看作是右倾的回潮。

　　政治局开会期间，毛泽东在杭州，他听取了汇报后，虽然同意中央财经小组在报告中提出的调整方针。但是，与“西楼会议”一样，这次会议毛泽东仍未在场，会上过多地讲困难，恐怕并不是毛泽东的初衷。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刘少奇[LiuShaoQi]、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分歧越来越大。尽管毛泽东当时没有表露，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对刘少奇[LiuShaoQi]的这种认识[RenShi]是极不认同的。“文革”初期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批评的“1962年的右倾”(30)中，应该说是包含了“七千人大会”以后刘少奇[LiuShaoQi]等人对形势严重性的这种认识[RenShi]的。

　　毛泽东充分表达他对刘少奇[LiuShaoQi]、周恩来、陈云等人的不满，是在1962年夏天以后。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如何看待“阶级”、“形势”和“矛盾”三大问题[WenTi]，他在讲到形势问题[WenTi]时，认为党内（包括刘少奇[LiuShaoQi]、周恩来、陈云等人）春天对国内经济的困难形势估计得太严重，是刮了一股“黑暗风”。在9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批评了“黑暗风”等三风，并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SheHuiZhuYi]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

　　应该说，党的领导集体中在认识[RenShi]上出现如此反复，这与党的领导人之间建设思路上的分歧，与他们之间对困难严重程度及其产生原因的估计不同，与他们对成绩与缺点错误比例的看法不同，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对调整大方针的认识[RenShi]，基本还能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所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也接受了刘少奇[LiuShaoQi]的建议，提出：我们决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就保征了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基本上能够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进行。

　　然而，由于主观认识[RenShi]对客观[KeGuan]世界的反映已经出现重大的偏离，也由于像刘少奇[LiuShaoQi]这样“比较求实”的唯物主义者尚且会陷入认识[RenShi]的双重矛盾中，还由于在毛泽东对形势的错误认识[RenShi]下，党内一大部分领导人都存在着对形势认识[RenShi]的模糊状况等等原因，在经济建设这条主线下很容易被人为地埋下了阶级斗争的附线，这就为后来党对形势认识[RenShi]出现更大的反复，决策重点发生重大的偏离，以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8)(19)(21)(22)(24)(25)《刘少奇[LiuShaoQi]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421、482、483、483—484、484、488—489、489、501、510、511、513、513、514、516—517、517、512、518—519、527、541、543—544、545—546页。

　　②1960年3月2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98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7）（20）（26）（29）《刘少奇[LiuShaoQi]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28、337、420—421、444—445页。

　　（23）（27）（2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年5月版，第447、461、476页。

　　（30）见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历史伟人刘少奇[LiuShao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