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共产党为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调整国家经济政策而召开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大会。大会深刻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工作[GongZuo]，客观地指出当时国内形势的严重困难[KunNan]及造成的原因，坦率地承认工作[GongZuo]中的失误，对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纠正“左”的错误，加强集中统一，从而进一步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扭转困难[KunNan]局面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刘少奇[LiuShaoQi]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气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为胜利召开这次大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从实践到理论上的准备

　　新中国诞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了长足的提高。但是，从1958年开始，由于党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严重失误，开始出现工业内部比例和工农业比例的严重失调，使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出现了大滑坡，特别是农副业产品的大幅度减产，造成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危机，使国家经济陷入严重困难[KunNan]的境地。

　　这种情况在1960年春陆续反映到中共中央，身为国家主席、在一线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GongZuo]的刘少奇[LiuShaoQi]深感忧虑和不安。为了了解情况，他走出北京，到各省市去调查研究，以便尽快提出解决问题[WenTi]的办法。

　　1960年四五月间，刘少奇[LiuShaoQi]先后到河北、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地视察，了解情况。这次调查，他主要是向省、市、地一级的负责人了解情况。他发现在轰轰烈烈地“大跃进”表象后面，隐藏着很多问题[WenTi]，这些问题[WenTi]有一部分是自然灾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不从实际出发，对生产力估计过高，计划指标过头，要求发展速度过快，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等造成的。但这时在多数领导人中，特别是一些高层领导中，对这些问题[WenTi]还没有清醒的认识，为此，刘少奇[LiuShaoQi]在多种场合下就这一问题[WenTi]发表讲话，以引起各级领导的充分注意。

　　6月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期间召开的有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一些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刘少奇[LiuShaoQi]指出：最近半年以来，我们[WoMen]在工作[GongZuo]中发生了比较多的问题[WenTi]，这些问题[WenTi]是比较严重的，有粮食问题[WenTi]，浮肿病问题[WenTi]，非正常死亡问题[WenTi]……一方面，我们[WoMen]应该敢想、敢说、敢做，但是还要切实可靠，充分可靠，一切经过试验，实事求是，冷热结合。本来，去年庐山会议[HuiYi]头一个阶段就想讨论这样一些问题[WenTi]的，想总结一下，得到教训，使以后这些事情减少一些，后来彭德怀问题[WenTi]一出来，这些问题[WenTi]丢到后边去了……这些问题[WenTi]的发生，包括中央在内，中央的计划偏大，盘子安大了，要求过急了，敢想、敢说、敢做我们[WoMen]大提倡，报纸上也大登，实事求是这方面就登得比较少，中央跟你们共同负责。这些问题[WenTi]不纠正，继续下去，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可以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次日，他又在该会上说：大搞基建，大搞水利，就是大搞积累，大丰收大搞积累，小丰收小搞积累，大灾荒少搞积累或不搞积累，这是客观规律。大灾荒还搞大积累是违反客观规律。在会议[HuiYi]结束时他又特别强调：今后还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要着重了解实际情况，着重实事求是。

　　6月18日，刘少奇[LiuShaoQi]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上再次指出：中央和各省、市在加强农业、真正以农业为基础的问题[WenTi]上是通了的，思想上有变化；但在基本建设方面还是不通，总是想多搞基本建设，不肯下来，急于多上马一些项目。这样下去，还是要继续被动。

　　8月10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GongZuo]会议[HuiYi]（北戴河）上又指出：至少最近几年要把农业摆在第一，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很有好处。总而言之，各方面都不要妨碍农业。

　　刘少奇[LiuShaoQi]的这些工作[GongZuo]，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及“八字方针”的提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8月国家计委在《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压缩重工业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八九月间，国务院审议了这一报告，赞成这些设想，同时周恩来提出，对方针的提法，与其讲整顿，不如提调整，并建议增加“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的基本内容是以调整为中心，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失衡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取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9月30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的报告中提出：“把农业放在首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由此正式形成。

　　“八字方针”虽然提出了，但因党内思想认识不一致，贯彻不力，调整工作[GongZuo]一时无法深入。这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感觉到严重的经济形势与工作[GongZuo]中的错误有重要关系，并开始着手纠正。为此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多次会议[HuiYi]，研究解决有关问题[WenTi]。

　　到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又一次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GongZuo]会议[HuiYi]，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GongZuo]条例（草案）》（简称“农业60条”），调整农村政策。在会上，刘少奇[LiuShaoQi]指出，“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之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WenTi]，及时纠正。”在这次会议[HuiYi]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的号召，要求各级领导深入基层，直接听取群众意见。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HuiYi]讨论并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GongZuo]问题[WenTi]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会后，刘少奇[LiuShaoQi]率先垂范，从广州直赴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与上一次有很大不同。他44天中有32天住在农村，深入民间，深入基层，召开了数十个座谈会，就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WenTi]直接倾听农民的意见，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经过调查，刘少奇[LiuShaoQi]发现，我们[WoMen]党当时的农村政策中存在着一些问题[WenTi]，主要是不适合当时我国农村的实际生产力发展水平，超出了实际可能。5月7日，他在同炭子冲农民谈话时指出：“为什么生产降低了，生活差了？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早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GongZuo]中犯了错误，工作[GongZuo]做得不好。”①他还根据调查来的情况，就当时农村政策中的主要内容之一的食堂问题[WenTi]提出解决办法，指出，“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②，并提出解散食堂，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此外，他还就农村商业、手工业等问题[WenTi]都作了指示，指出在这些工作[GongZuo]中的缺点错误主要是采取了不适合我国实际状况的政策，要求各级领导认真解决纠正。

　　这次调查研究，对刘少奇[LiuShaoQi]掌握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和观点，从而为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次调研不久，他在1961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召开的中央工作[GongZuo]会议[HuiYi]上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已反了几年。郑州会议[HuiYi]后，在农村实际上是反“左”的，庐山会议[HuiYi]前一段也谈过这个问题[WenTi]，不过没有提出口号。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大家可以考虑。“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的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WoMen]工作[GongZuo]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③“我们[WoMen]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GongZuo]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④“我们[WoMen]的这些缺点错误，从一方面来讲，由于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够，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从另一方面来讲，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早一点发现，早一点转，这是可能的。……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⑤刘少奇[LiuShaoQi]希望解决问题[WenTi]的决心和迫切的心情跃然纸上。他强调：“现在要解决的问题[WenTi]很多，中心的问题[WenTi]，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⑥这次会议[HuiYi]，讨论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GongZuo]条例（草案）》，制定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WenTi]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35条”）、《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GongZuo]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40条”）。这几个文件，体现了刘少奇[LiuShaoQi]的许多重要意见，对农村工作[GongZuo]、手工业和商业工作[GongZuo]的政策，做了很多的重要的调整；同时，会议[HuiYi]决定当年下放1000万城镇人口，缩短重工业战线，关停一批“小土群”、“小洋群”企业。

　　七八月间，刘少奇[LiuShaoQi]为了解和解决我国林业工作[GongZuo]中的问题[WenTi]，赴东北林区等地又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刘少奇[LiuShaoQi]对林区的开发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性的意见。他指出：林业工作[GongZuo]方针应该是“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⑦他又说，“栽树和森林更新问题[WenTi]，我们[WoMen]应当重视，许多领导同志只顾砍树去了，没有很好地研究它。更新方法可以这样定，人工更新为主，人工促进更新和天然更新相结合。人工更新和天然更新两条腿走路。”⑧他提出林区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调整工资制度和木材价格，改进管理体制，从根本上解决林业生产中的问题[WenTi]。

　　通过深入调查，刘少奇[LiuShaoQi]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掌握了我国工农业的实际状况，更加深化了他关于必须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决心，并提出对当前的经济状况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正视现实，用科学的、唯物辩证的方法进行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统一全党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尽快扭转困难[KunNan]局面。恰好在这时，邓小平建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GongZuo]会议[HuiYi]，以解决目前国民经济中出现的问题[WenTi]。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很快，毛泽东、刘少奇[LiuShaoQi]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GongZuo]会议[HuiYi]，参加会议[HuiYi]的有中央、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各地、县和一些国家大中型企业及军队的负责人，共7118人，故称“七千人大会”。政治局常委还决定，由刘少奇[LiuShaoQi]负责准备提交会议[HuiYi]讨论的报告，邓小平协助刘少奇[LiuShaoQi]起草这个报告。

　　为了起草好这个报告，刘少奇[LiuShaoQi]和邓小平倾注了很多心血。他们多次同文件起草小组的同志谈话，讲他们的总体设想，规定报告的内容，并反复强调，报告的主旨是要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从而为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打好思想基础。

　　二、统一思想的历史性文件

　　1962年1月11日，经过充分准备的“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开幕。这时，毛泽东提出两点新建议：一是建议报告稿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HuiYi]讨论，直接把报告稿发给与会人员。同时，中央决定成立由刘少奇[LiuShaoQi]主持、有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1人组成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草稿做进一步修改。从17日至24日，刘少奇[LiuShaoQi]8次主持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HuiYi]，根据会议[HuiYi]提出的意见，做重要修改。第二稿完成后，24日，毛泽东审阅了这个稿子，表示“赞成这个方向。”2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刘少奇[LiuShaoQi]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02次扩大会议[HuiYi]，讨论这个稿子并得到会议[HuiYi]的基本通过，同意提交大会。毛泽东提出的第二点建议是，不在大会上念这个稿子，改为书面报告，发给与会人员，由刘少奇[LiuShaoQi]在会上再放开讲一讲。于是有了刘少奇[LiuShaoQi]在27日的口头讲话。

　　刘少奇[LiuShaoQi]在报告和讲话中，自始至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党内思想状况和经济形势，深刻指出党内存在的问题[WenTi]和形势的严峻性，尖锐地指出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及错误产生的根源，为统一全党思想和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实事求是地分析经济形势

　　由于当时党内“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许多同志甚至一些高层领导，不能正确看待形势，对现实中存在的严重困难[KunNan]视而不见，采取不承认的态度。他们一提形势，总是讲大好，一说缺点，又总是用“一个指头、九个指头”的公式去套。结果，形成了一种不能实事求是地反映实际情况的不良风气。特别是庐山会议[HuiYi]后，保身避祸之风流行，惟恐被说成右倾，更加剧了这种状况。刘少奇[LiuShaoQi]深切认识到这种问题[WenTi]对调整工作[GongZuo]的危害，在讲话中尖锐地指出：“应该看到，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KunNan]，还是相当严重的。”⑨“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WoMen]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KunNan]的。我们[WoMen]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KunNan]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WoMen]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WoMen]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⑩

　　当谈到如何评价缺点错误与成绩的关系时，刘少奇[LiuShaoQi]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指出：“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⑾为了说明问题[WenTi]，他还要求各省、地、县党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个初步的判断。第二年还可讨论一下，再作个判断。可连搞三四年。关于对造成困难[KunNan]形势的原因，刘少奇[LiuShaoQi]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条是天灾。……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WoMen]工作[GongZuo]中的缺点和错误。”（11）二者哪条是主要的，刘少奇[LiuShaoQi]举例说，湖南农民把产生困难[KunNan]的原因说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到底全国如何，“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12）

　　对于当时的困难[KunNan]形势，刘少奇[LiuShaoQi]指出：“对于当前实际存在着的困难[KunNan]，应该有足够的估计。不正视困难[KunNan]，因而不努力克服困难[KunNan]，当然是不对的。困难[KunNan]从来吓不倒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在困难[KunNan]面前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认真地研究困难[KunNan]产生的原因，寻求克服困难[KunNan]的办法，集中一切力量去战胜困难[KunNan]。”（13）

　　（二）从广大群众的利益出发，信任群众，依靠群众

　　群众路线，是我们[WoMen]党的根本路线，也是我们[WoMen]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正如刘少奇[LiuShaoQi]指出的：“我们[WoMen]一切伟大成就，都是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分不开的。”（14）那么究竟什么是群众路线呢？刘少奇[LiuShaoQi]在书面报告中精辟地论述道：“概括地说，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GongZuo]，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5）

　　但是，这一优良传统，在“大跃进”的年代，被破坏了。在实际工作[GongZuo]中，不信任群众，脱离群众的现象，在一些部门和一些领导身上十分严重，瞎指挥之风盛行，造成了工作[GongZuo]中的频频失误。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LiuShaoQi]在报告中指出：“信任群众的问题[WenTi]，是共产党员的根本观点问题[WenTi]。有些同志虽然在主观上也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不虚心地同群众商量，不耐心地教育群众，不愿意或者不敢把党的政策和党所提出的任务向群众交代清楚，他们实际上是不信任群众。”（16）这样，对党的群众路线的重新强调和确立，为调整工作[GongZuo]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三）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1958年以来，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HuiYi]及其以后，我们[WoMen]党犯了严重的错误，损失惨重，而且长期得不到彻底纠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几年党内斗争过火，只反右不反“左”，只反保守不反冒进。从而使一些人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因为右是立场问题[WenTi]，“左”是方法问题[WenTi]，甚至把一些讲老实话、做老实事的人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整成反革命分子。刘少奇[LiuShaoQi]认为这是错误理论的误导。他尖锐地指出：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WenTi]，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WenTi]。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引号里面的“左”。“左”有方法问题[WenTi]，也有立场问题[WenTi]；右有立场问题[WenTi]，也有方法问题[WenTi]。他还指出，那种“左”派和右派常常是相通的。我们[WoMen]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WoMen]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刘少奇[LiuShaoQi]的这个思想，为调整工作[GongZuo]的顺利进行清除了思想障碍。

　　（四）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标准

　　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WoMen]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也是我们[WoMen]党的优良作风。但是回顾和总结我们[WoMen]党1958年以来所犯错误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工作[GongZuo]中不调查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瞎指挥，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使得以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最终导致严重困难[KunNan]的经济形势。针对这些问题[WenTi]，刘少奇[LiuShaoQi]作了比较深刻地分析，他指出：“最近几年，有许多同志忘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在决定问题[WenTi]的时候，不调查，不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在进行工作[GongZuo]的时候，乱提高指标，说空话，瞎指挥，不同群众商量。这些同志都凭‘想当然’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结果必然是把事情弄糟。”（17）“他们听了一些不确实的事情，如假典型、假‘卫星’等，就以讹传讹，盲目推广”（18），“根据假报告、假数字来拟定政策、编制计划，必然会犯错误，必然会对党、对人民、对国家造成很大损害。”（19）他还指出：“另外有一种人，他们并不是因为一时不了解情况而犯错误，却是故意弄虚作假，瞒上欺下。这种极端恶劣的作风，不但是同我们[WoMen]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也不止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而且是丢掉了共产党人应该有的忠诚老实的态度，是丧失党性的表现。”（20）“这种对党、对上级弄虚作假，不是属于不了解情况的问题[WenTi]，甚至不是主观主义的问题[WenTi]，而是一种极不老实的欺骗行为，是一种纯粹的资产阶级作风，是完全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21）他强调，“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标准。”（22）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统一思想，做好工作[GongZuo]。

　　回顾刘少奇[LiuShaoQi]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可以看出，他自始至终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为贯彻调整方针，统一了与会者的思想。

　　但是，由于当时林彪采取了和刘少奇[LiuShaoQi]大相径庭的做法，如他在讲话中说，造成严重困难[KunNan]形势的原因“恰恰是由于我们[WoMen]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23），“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24），“我深深感觉到，我们[WoMen]的工作[GongZuo]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25）等等。林彪的话在实际上起了混淆思想路线的作用。然而，他的讲话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3月20日，毛泽东在致田家英、罗瑞卿的信中说：“此件（指林彪的讲话）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26）林彪的做法和刘少奇[LiuShaoQi]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WenTi]、并且敢于触及矛盾的坦荡胸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少奇[LiuShaoQi]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坚持了党的原则，坚持了党性的第一标准，但是这在很多情况下，却不能被毛泽东所完全接受，从这一点也可以说这是后来刘少奇[LiuShaoQi]悲剧的开始。

　　综上所述，刘少奇[LiuShaoQi]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贯彻了我们[WoMen]党曾经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统一全党的思想，顺利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工作[GongZuo]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落实大会精神，出台新的举措

　　2月7日，“七千人大会”结束。随后，毛泽东离京南下，刘少奇[LiuShaoQi]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GongZuo]，着手落实大会精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有关方针政策。

　　2月21―23日，刘少奇[LiuShaoQi]在中南海西楼会议[HuiYi]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HuiYi]（即“西楼会议[HuiYi]”），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WenTi]。会议[HuiYi]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对“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KunNan]进行深入分析，将在“七千人大会”上没有涉及或未能展开讨论的问题[WenTi]进一步讲透。结果发现，1962年的国家预算将出现大量赤字，而这一严重形势是“七千人大会”时所没有预料到的。对此，刘少奇[LiuShaoQi]在“西楼会议[HuiYi]”上指出：“七千人大会”“对困难[KunNan]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WenTi]不愿揭，怕说漆黑一 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KunNan]作斗争的勇气！”（27）他十分赞同陈云在这次会议[HuiYi]上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KunNan]的办法的讲话，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WoMen]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会议[HuiYi]，更多、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HuiYi]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WoMen]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WoMen]的方针政策。”（28）

　　2月26日，在国务院小礼堂召开了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HuiYi]，陈云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刘少奇[LiuShaoQi]还提出用中共中央名义把陈云在国务院会议[HuiYi]上关于《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KunNan]的若干办法》的讲话批转全国。

　　3月12日、13日，刘少奇[LiuShaoQi]再次在西楼主持中央常委扩大会，讨论批转陈云的讲话等。为了贯彻“西楼会议[HuiYi]”精神，切实抓好调整工作[GongZuo]，刘少奇[LiuShaoQi]等考虑恢复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GongZuo]。刘少奇[LiuShaoQi]鉴于对陈云的了解和陈云在建国初期抓经济工作[GongZuo]所做的贡献，提议由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为慎重起见，会后，刘少奇[LiuShaoQi]、周恩来、邓小平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有关工作[GongZuo]。毛泽东听了汇报，看了文件，表示同意。刘少奇[LiuShaoQi]等回京后，为了让更多的同志了解陈云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GongZuo]的研究、设想，他安排人组织编辑印发陈云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GongZuo]的言论，并特地给毛泽东写信，推荐这些论述。信中说：“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GongZuo]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HuiYi]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29）

　　刘少奇[LiuShaoQi]尽力支持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他对陈云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30）4月19日，他签发了中共中央通知，向全党宣布了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决定。

　　这样，中共中央在思想上形成了统一的认识，在组织、制度上有了新的安排和措施，调整工作[GongZuo]真正开始了。4月下旬，财经小组向中央写了《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提出了具体方案。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LiuShaoQi]主持召开了有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GongZuo]会议[HuiYi]，通过《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确定了进一步调整退够的决策，以及应当采取的方针、措施。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会上作了很重要的讲话，刘少奇[LiuShaoQi]在会议[HuiYi]结束时的总结讲话中，对经济形势作了进一步的透彻分析，对1958年以来所犯的“左”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他针对一部分同志仍对困难[KunNan]的形势认识不足，对调整的必要性缺乏紧迫感，明确指出：“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KunNan]的形势。……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讲清楚。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KunNan]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我们[WoMen]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你们回去跟省委书记讲一讲，然后大家才好讲。我们[WoMen]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31）“我们[WoMen]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KunNan]以及现在还没想到的困难[KunNan]。要准备迎接困难[KunNan]，克服困难[KunNan]。否则，对克服困难[KunNan]我们[WoMen]就会精神准备不够，这是危险的。一个人，充分估计了困难[KunNan]，但不害怕，还是干劲十足地挺起胸膛前进，这是勇敢的。分明有困难[KunNan]，却说没有困难[KunNan]，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KunNan]，而且在最困难[KunNan]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我想，我们[WoMen]革命家的气概，马克思主义者的气概，应该这样。”（32）

　　这次会议[HuiYi]通过的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1962年调整计划，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主要是：（1）在1961年已经下放1000万城市人口的基础上，1962年再下放1200万。（2） 1962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384亿元减为67亿元，施工项目减少2／3以上。（3）缩短工业战线，关、停、并、转一大批企业；1962年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5％―20％，全年减少企业1．8万个。（4）调动各行业支援农业，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

　　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同以前的政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对此，刘少奇[LiuShaoQi]痛切地说：“‘左’了那么多年，让我们[WoMen]‘右’一下吧。”（33）正是由于这些政策措施，使国民经济调整工作[GongZuo]得以大步前进。不久，国民经济恶化的趋势得到控制，到1963年下半年，开始走出谷底，到1964年调整工作[GongZuo]基本完成，国家经济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回顾刘少奇[LiuShaoQi]在“七干人大会”前后所作的一系列工作[GongZuo]和提出的理论观点，使我们[WoMen]感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指导全党认清形势，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纠正“左”倾错误的重要保证。刘少奇[LiuShaoQi]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尚品德和敢于面对现实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是我们[WoMen]学习的楷模。

　　注释：

　　①②⑦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32）（33）《刘少奇[LiuShaoQi]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28、329、342、358、 418、421、419、419、359、400、400、401、396、397、399、398、399、397、444、446页。

　　③④⑤⑥⑧（30）《刘少奇[LiuShaoQi]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524、525、525、525、534、553页。

　　（24）（25）（2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07、107、108页。

　　（27）（28）《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46、1052页。

　　（29）（31）《刘少奇[LiuShaoQi]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384、386页。

　　（34）《刘少奇[LiuShaoQi]研究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403页。

　　《历史伟人刘少奇[LiuShao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