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月，在本报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报道“解放讲述·红色身影”还在陆续刊登期间，就有不少读者来电来信，表达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同时也提供了不少新的线索。譬如，《神秘的“医院”》一文中，称迄今未曾找到一张宋再生[ZaiSheng]的照片。没几天，宋再生[ZaiSheng]的外甥就致电本报特意告诉记者：“宋再生[ZaiSheng]的个人照没有，但是他跟家人的合影我有，一共两张，都是在上海[ShangHai]照的……”再如，《第一部电台》刚一见报，一位家住上海[ShangHai]延吉七村的老人便打来电话，说他父亲[FuQin]就是文中所称当年“首期无线电培训班学员，当时被抓的二三十人中有他，后来，他又有一些故事，我可以讲给你们听……”

　　至于更多读者，更多青年读者，则更加热忱关心那些健在老兵的身体健康，衷心祝愿他们[TaMen]幸福安康，并希望能更进一步了解他们[TaMen]的事迹。另有一些“发烧友”，也因为对那段历史非常感兴趣，还提出了一些相对“专业级”的问题。如《小兵沈安娜[AnNa]》一文中，首次提到的中央特科的“小张[XiaoZhang]”是谁？另据知沈安娜[AnNa]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又发挥了很大作用，能再多讲一点吗？现在老人家怎么样？

　　记者首先找沈老。

“小张[XiaoZhang]”就是丘吉夫

　　说起“参加革命的第一个足迹在上海[ShangHai]”，沈安娜[AnNa]老人微笑作答，有了更加生动、细致的追忆。沈老说：“我1935年1月参加革命，随即成为我党早期情报[QingBao]保卫组织———中央特科的一名小兵。这之前，1934年11月，我正在上海[ShangHai]炳勋中文速记学校学习。一天校长点到我的名，当时我的名字是沈琬，推荐我去浙江省政府当速记员。我对那个社会很痛恨，不愿意给他们[TaMen]做事。”沈安娜[AnNa]将她的满心不情愿告诉了三个亲人：姐姐沈伊娜（原名沈珉）、姐夫舒曰信以及同学、后来结为夫妻的华明之。此时舒曰信和华明之都已是中共党员，并已调入中央特科，直接受“舅舅”王学文的领导。他们[TaMen]就去“舅舅”那里报告。王学文“一锤定音”，说“安娜[AnNa]已有一定反帝、反封建思想基础。让她去浙江省政府，可相机为党搜集情报[QingBao]”。就这样，刚过19岁生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沈安娜[AnNa]表示：“我要革命，我不怕死。”只身一人去杭州“报到”。沈安娜[AnNa]说：“经过一个月的实习应试，我被浙江省政府录用了，正式担任速记员，时常在省政府主席朱家骅近侧做记录，开始了我的情报[QingBao]生涯。不久，我收到姐姐的‘暗语信’，要我回上海[ShangHai]一趟。我想，我要给‘舅舅’送点‘见面礼’。我就把我的会议速记记录，还有一些偷出来的、印得不清楚、待销毁的秘密文件，夹在衣服里面，放进一个小箱子，拎着带回上海[ShangHai]。姐姐打开一看，就批评我这个‘冒失鬼’。姐夫帮我说话，随手翻了一翻，挑了一些特别重要的，譬如‘围剿’浙江周边地区、包括浙南红军游击队的军事情报[QingBao]，就去送给‘舅舅’。‘舅舅’说：好，安娜[AnNa]一炮打响了。”1945年，曾在上海[ShangHai]领导军委和特科工作的王世英（王学文的上级领导），向党中央作了《上海[ShangHai]军委及特科工作报告提纲》（现存中央档案馆）。《报告提纲》中提到： “如浙江省政府，派沈琬去”。

　　那么，沈安娜[AnNa]当时是否确知“小张[XiaoZhang]”是谁？她本人的回忆是：“1935年秋天，我姐姐在‘小张[XiaoZhang]’那里‘住机关’，帮他临时‘成立’一个‘家庭’，掩护他。一天，姐姐来信叫我回去一趟，我立即赶到上海[ShangHai]。姐夫说，到法租界一个公寓去见‘小张[XiaoZhang]’和姐姐。找到那里，姐姐说，等‘小张[XiaoZhang]’回来，你当面向他汇报。‘小张[XiaoZhang]’很年轻，你就叫他‘阿哥’好了。我猜出这是个假名，但不能多问。后来，‘小张[XiaoZhang]’来了，我就向他汇报，请他指示。”

　　对于“小张[XiaoZhang]”的身份，沈安娜[AnNa]直到1981年以后才真正知道。“当年听我汇报的‘小张[XiaoZhang]’是丘吉夫。1935年秋天，中央特科被迫结束。当时，王学文根据王世英的指示撤往香港。留在上海[ShangHai]的情报[QingBao]工作，就由丘吉夫负责。不久，丘吉夫被抓。以后，就由徐强、李云夫妇领导姐姐、姐夫，并通过他们[TaMen]领导联系在杭州的我们[WoMen]，直到1937年。”沈安娜[AnNa]如是说。

沈安娜[AnNa]一直战斗在中共隐蔽战线

　　1938年5月，沈安娜[AnNa]与丈夫华明之商量后，决定离开浙江到武汉去找党。经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沈安娜[AnNa]的革命引路人鲁自诚的政治证明，董必武在武汉“八办”接见了沈安娜[AnNa]，并指示：“你可以去找过去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现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朱家骅，要求进中央党部，继续担任速记员。”董必武还指出：“现在，我党对国民党既要团结又要斗争，我们[WoMen]必须了解他们[TaMen]的图谋。”周恩来在接见时，则再三叮嘱：“此事非常重要，非常紧迫。”他叫沈安娜[AnNa]“要机警灵活，注意隐蔽，既要大胆，又要谨慎”。也正因为“非常重要，非常紧迫”，所以一见到朱家骅，沈安娜[AnNa]就根据党布置的任务，随机应变，不仅得到朱的同意，进入了中央党部，而且凭借3个国民党中央委员的介绍“特别入党”，领到印有“特”字的国民党党证，显得非常有来头。靠着这个“硬身份”，1938年10月，沈安娜[AnNa]到了重庆，在中央党部，只要有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政要到会，沈安娜[AnNa]就会作为机要速记员在主席台一侧就座，埋头记下会上的全部报告和讲话、发言。从此以后，沈安娜[AnNa]有时将自己的速记底稿，译成汉字，深夜由华明之负责摘要整编，密写密藏；有时她从印刷股“偷取”印得不清楚的“绝密件”，回家由华明之在小灯下描清、剪边、密藏。然后送交中共中央南方局先后派来领导他们[TaMen]的吴克坚、卢竞如、徐仲航手中。

　　这些文件传到延安，多次受到上级党组织和领导的表扬。

　　1939年秋，沈安娜[AnNa]经南方局组织部长“特批”，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41年底，沈安娜[AnNa]正怀孕待产，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策划新的反共图谋的所有绝密件，还是被她拿到。送到延安后，毛主席在情报[QingBao]上作了重要批示。可是1942年秋，直接领导人徐仲航不幸被捕。凭着沈安娜[AnNa]、华明之的临危不惧、斗智斗勇，靠着徐仲航的铮铮铁骨、坚不吐实，他们[TaMen]没有暴露。虽与党组织一时联系不上，但他们[TaMen]拖儿带女，不仅坚守情报[QingBao]岗位，还坚持不搬家（联络点）。1945年10月，吴克坚最终还是在重庆那个破烂的家里找到了他们[TaMen]。

　　那以后，他们[TaMen]还是用“流水作业法”，继续提供“国共和谈”、“政协会议”时期的情报[QingBao]，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图谋，受到党组织“迅速、准确”的表扬。1946—1949年，在南京，沈安娜[AnNa]继续以国民党中央党部骨干机要速记员的身份，与华明之一起，在吴克坚情报[QingBao]系统，源源不断为我党提供重要情报[QingBao]。这些情报[QingBao]最终为我党、我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9年5月，根据党组织指示，沈安娜[AnNa]夫妇悄然离开南京，在上海[ShangHai]迎接解放。解放后，沈安娜[AnNa]仍然战斗在中共隐蔽战线，没有离开过一天。1983年底，沈、华夫妇同时分别从上海[ShangHai]国家安全局、上海[ShangHai]国际问题研究所离休。2003年华明之以90岁高龄辞世。现在，94岁的沈安娜[AnNa]是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在北京安度晚年。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中央领导同志专门派员看望沈安娜[AnNa]，并亲笔题写慰问卡，祝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节日快乐、健康长寿，党和人民将永远记住她为人民共和国作的贡献。国家安全部、地方国家安全厅局的许多领导和同志们也都用不同方式，对隐蔽战线的老前辈沈安娜[AnNa]表示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沈安娜[AnNa]老人小声说：“我只是党的隐蔽战线的一名小兵、一个幸存者。我感到很欣慰、很温暖。谢谢大家！”

“我父亲[FuQin]是无线电培训班首期学员”

　　“看到那天报道，看到报上那张‘四成里’照片，我一下子激动起来，就给你们打电话。”71岁的李来苏，坐在延吉七村家中，话音因为激动有些颤抖，“那事原来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李来苏说的“那天报道”，指的是9月6日《解放日报》上刊载的“第一部电台”。那篇报道说到了我党第一座电台、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第一部密码的诞生。李来苏说，她父亲[FuQin]李嘉林就是那期无线电培训班学员：“1907年2月17日，我父亲[FuQin]出生在沭阳。他原名李祥麟，字素符，进无线电培训班时用的化名是李国玺。我父亲[FuQin]从小勤奋，写得一手好字。读到高中毕业，因家境贫寒辍学回乡教书。他投身革命是在大革命时期。大革命失败后，他被当地恶霸投入监狱。反动当局封官许愿，他则将他们[TaMen]硬塞给他的委任状撕碎扔掉。”

　　李嘉林一生中的最重要一段是在上海[ShangHai]度过的。

　　李来苏告诉我们[WoMen]，1930年，李嘉林来到白色恐怖空前严重的上海[ShangHai]。同年5月，李嘉林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上调他去文委创办的“现代学艺研究所”，在最初的推选中被圈定为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海[ShangHai]文化界代表。遗憾的是，工作的变动使得他没能亲身参加那一次历史性会议。那一次会议本报在《神秘的“医院”》中曾有报道。李嘉林与卡尔登影戏院边上的神秘“医院”擦肩而过。然而，正是这一擦肩而过，使得李嘉林加入了我党的无线电通信事业，成为“无线电培训班”的学员。李来苏动情地说道：“父亲[FuQin]对待革命，简单说来，就是为了革命，他什么都能做。当时上海[ShangHai]开办无线电培训班，他虽然文科出身，隔行如隔山，还是服从党的安排。”

　　李来苏给我们[WoMen]看她家中珍藏的相片，其中就有张沈川1980年重访巨鹿路（原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的旧照。李来苏说：“因为那一段共同经历，在‘福利公司’事件中被捕入狱的同志大多保持着深厚友谊。我父亲[FuQin]的许多事，我和哥哥都是听他生前战友说的。”李来苏翻着父亲[FuQin]生前战友的来信，翻着父亲[FuQin]在狱中学习时所作的笔记，脸上满是肃穆神情：“1930年12月17日，我父亲[FuQin]跟张沈川他们[TaMen]一起被捕，先是被关在上海[ShangHai]法租界巡捕房，后来被‘引渡’到上海[ShangHai]市公安局，分押4间拘留室，他们[TaMen]乘机相互鼓励，统一口径。第二天，他们[TaMen]就遭到严刑拷打，全都上了老虎凳、鸭儿浮水等，但宁死不屈，无一低头。敌人没有办法，就把他们[TaMen]押解至南京小营子陆军监狱。1931年1月底，他们[TaMen]又被转押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被军事法庭以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了有期徒刑，我父亲[FuQin]是9年10个月。他一直被关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方才被释放出狱。”

　　李来苏从来就不曾亲眼见过她父亲[FuQin]。只是听父亲[FuQin]生前战友描述，她才知道父亲[FuQin]“瘦长的个子，举止稳重，平时连讲话也很文雅，从不大声大气，看上去全像个‘文弱书生’”。父亲[FuQin]生前战友还告诉李来苏，她父亲[FuQin]在狱中时常与难友作诗唱和，将报纸撕成碎块作棋子下围棋，还辅导同一牢房里的难友学习英文物理。他不幸染上肺病，却将亲人探监时捎来的药品、营养品接济比他更加需要的同志。出狱后，他因严重肺病先回乡休养了几个月。后到陕北，被调入中央党校（第一期）学习。1938年5月，他又转往马列学院（第一期）。同年底，“组织上希望父亲[FuQin]出任鲁迅艺术学院政治部主任，父亲[FuQin]要求到抗日前线去，被中央派往皖南，担任东南局党训班（即党校）主任（旅级），专职培养东南地区党、政、军县、团以上干部。”李来苏说。时隔60多年，在东南局党训班学习或者工作过的同志依旧深切缅怀他们[TaMen]的老主任：“理论水平很高。他上课时认真负责，条理清楚，学员反映极好。”

　　然而，严酷的战争环境、缺医少药的军旅生活日益加重他狱中染上的肺病。1940年，天天咯血不止的李嘉林被新四军军部首长派人专送上海[ShangHai]宝隆医院就诊。最终医治无效，于1941年春夏之交病逝，年仅34岁。

　　李来苏说：“1950年2月，接到一份革命烈士证明书，我们[WoMen]才知道父亲[FuQin]没了，永远离开我们[WoMen]了。我特别伤心。我甚至没有亲眼见过他一面……”

“宋再生[ZaiSheng]是我外公”

　　宋再生[ZaiSheng]找到了。本报在9月5日《神秘的“医院”》一文中，特别提到了一位“四号秘查员”宋再生[ZaiSheng]。身为中央特科一员，他秘密打入敌淞沪警备司令部，为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ShangHai]的胜利召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始终影影绰绰、模糊不清……”，因为我们[WoMen]一直没能找到一张他的照片。孰料报道见报后，读者吴国麟即电告我们[WoMen]，说宋再生[ZaiSheng]是他外公，他手里留有两张他外公晚年的照片。我们[WoMen]将照片送上海[ShangHai]解放后曾与宋再生[ZaiSheng]共事的王征明（王征明事迹见2009年9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策反江阴要塞》）辨认。王征明确认照片上的老人确实就是宋再生[ZaiSheng]。

　　《解放日报》2009-10-19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