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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
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困难[KunNan]:农业[NongYe]生产大幅度下降、重工业[GongYe]畸形发展,财政赤字庞大,通货膨胀,物资奇缺,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供应极度紧张,人民生活普遍下降,城乡许多群众因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饿死的人不少。严峻的经济困难[KunNan]使刘少奇[LiuShaoQi]震惊、痛心。作为共和国的主席,他更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对不起全国人民。作此期间,他竭尽全力纠正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GongZuo]中“左”的错误[CuoWu],为克服经济困难[KunNan],挽救危局日夜操劳。
(一)
1960年6月8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10日,刘少奇[LiuShaoQi]在主持有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些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府上直言不讳地说: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工作[GongZuo]中发生了较多的问题[WenTi],有粮食问题[WenTi],浮肿病问题[WenTi],非正常死亡问题[WenTi]、事故问题[WenTi]、计划完成问题[WenTi],等等。这些问题[WenTi]是比较严重的。计划偏大,要求过急,有些事情不那么切合实际,有浮夸之风。这些问题[WenTi]的发生,包括中央在内,都有责任。错误[CuoWu]必须纠正,否则就会进一步扩大。
当时的主要错误[CuoWu]倾向是“左”,许多干部贪多求大,热衷于铺摊子,急躁冒进思想相当严重。在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LiuShaoQi]针对这种错误[CuoWu]思想批评说,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在基本建设方面思想还没有变化,总是想多搞基本建设,不肯下来,急于多上马一些项目。这样搞下去,还是要继续被动。我今天再提一下,基本建设还得根据有多少材料、多少劳动力,决定上多少项目,而且是一仗一仗打,一个一个搞,能够搞多少就算多少。总之,在基本建设和整个国民经济问题[WenTi]上要在这次争取主动,各部门和各省、市的同志要下决心,不要搞那么多基本建设。
由于经济困难[KunNan]十分严重,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GongZuo]会议,继续研究克服困难[KunNan]的办法。8月10日,刘少奇[LiuShaoQi]作总结性讲话,突出强调要压缩基本建设项目、加强农业[NongYe]第一线、工业[GongYe]支援农业[NongYe]。他指出,至少在最近几年要把农业[NongYe]提到第一位,各方都不要妨碍农业[NongYe];工业[GongYe],要积极地搞,除尖端工业[GongYe]以外,其他工业[GongYe]要尽量地为农业[NongYe]服务,对农业[NongYe]有帮助。经过深入讨论,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NongYe]、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等文件,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GongYe]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NongYe]第一线,保证农业[NongYe]生产。然而,由于党内思想不统一,“大跃进”以来大大滋长的“左”的情绪仍很严重,所定各项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工作[GongZuo]中的缺点错误[CuoWu]没有得到应有的纠正,困难[KunNan]仍在继续发展。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工作[GongZuo]会议,为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作准备。 会上,刘少奇[LiuShaoQi]一再发言,要求纠正“左”的思想情绪,实事求是。关于经济计划,他说:看来去年(指1960年)由1840万吨钢增加到2040万吨是犯了错误[CuoWu]的。今年制定计划的基本精神,是要把局势和矛盾缓和下来,要确实留有余地。每项事情都有个余地问题[WenTi]。关于农村,他说:看来农民在经济上是很脆弱的。经济上脆弱,对违法乱纪的抵抗也脆弱。这种经济上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脆弱性是很容易出问题[WenTi]的。今后我们各级领导要特别小心地对待农民问题[WenTi],把农民问题[WenTi]搞得好一点。会议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WenTi]的讨论纪要》,确定1961年所有社队都必须贯彻党中央的政策,进行整风整社,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彻底清算平调帐,坚决退赔。会上,毛泽东提出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随后,党中央举行八届九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会议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DiaoZheng]、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对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的意见,刘少奇[LiuShaoQi]完全拥护,并身体力行。1961年春,他在湖南农村作了44天的调查。这时,根据毛泽东提议成立的《刘少奇[LiuShaoQi]选集》编辑小组,搜集、整理、编辑了他的一些文稿,要求向他汇报,听取指示,以便进一步工作[GongZuo]。刘少奇[LiuShaoQi]安排了与编辑小组的会见。他在尽量耐心听了汇报以后,只是以和级的语气简单地提了下哪些篇目可以删去,哪些篇目可以增加。然后反复地说,现在党、国家和人民正处在困难[KunNan]时期,工作[GongZuo]这么紧,自己的思想和精力不能不集中于研究当前情况和解决当前问题[WenTi]、实在没有心情回过头去看多少年前的文章。刘少奇[LiuShaoQi]调查完毕问到北京,编辑小组又去找他作第二次汇报。他再次表示,要集中精力抓紧当前的工作[GongZuo],确实没有心情去重读过去的文章。
中共中央在1961年5至6月间召开工作[GongZuo]会议,进一步研究经济调整[DiaoZheng]问题[WenTi],重点是农村工作[GongZuo]。这时候,党内不少人把产生困难[KunNan]的原因完全归于天灾。刘少奇[LiuShaoQi]根据他在湖南农村调查中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以大无限的政治勇气,实事求是地指出,困难[KunNan]的原因在大多数地方主要是由于党在工作[GongZuo]中的缺点错误[CuoWu],并引用湖南农村老乡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指出,反右已反了好几年,现在应当考虑的是反“左”。他在5月31日的会议上大声疾呼,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城里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CuoWu]也要走到路线错误[CuoWu]上去”。
刘少奇[LiuShaoQi]分析说,现在的问题[WenTi]就是马克思所说:“能够投于工商业上面而无须从事农业[NongYe]的劳动者人数……是取决于农业[NongYe]者在他们自身的消费额以上,能够生产多少的农产物。”粮食问题[WenTi]是一切问题[WenTi]的基础。农民吃用以后剩余下来的粮食就是我们所说的商品粮,它决定着我们可以办多少工业[GongYe]、交通运输业和文教事业。当前粮食紧张,所以工业[GongYe]也好,学校也好,都没有办法多办。总起来讲,这几年的问题[WenTi],就是工业[GongYe]、交通、文教都办多了,非农业[NongYe]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克服当前经济困难[KunNan]的办法,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GongYe]战线,延长农业[NongYe]战线和轻工业[GongYe]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真正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以农、轻、重为序的发展方针。比如钢的产量就要从1840万吨退到1400万吨,纺织工业[GongYe]由1000万锭子退到500万锭子,其他方面也有这个问题[WenTi]。后退好了,就可以把比例搞适当,同农业[NongYe]战线的比例就协调了。
在这次中央工作[GongZuo]会议的推动下,1961年的调整[DiaoZheng]工作[GongZuo]开始启动。但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的影响深重,许多干部的思想不端正,有的人怕被指责为“右倾”,有的人头脑继续发热,有的人不肯正视困难[KunNan]的现实,不少人对调整[DiaoZheng]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执行不力。因此,调整[DiaoZheng]工作[GongZuo]步履迟缓,困难[KunNan]重重,高指标一压再压仍压不下去。这些情况表明,要使“调整[DiaoZheng]、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得到真正的贯彻,必须进一步在全党做说服教育工作[GongZuo]。为此,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GongZuo]会议,借以统一全党思想。
(二)
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GongZuo]会议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和各省、地、县、重要厂矿企业党委以及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118人,因而称为“七千人大会”。刘少奇[LiuShaoQi]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提出了一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GongZuo]会议上的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个报告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以书面形式提交大会讨论。与会者绝大多数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会议气氛十分活跃。书面报告根据讨论的意见修改补充定稿。报告指出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GongZuo],战胜困难[KunNan],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报告分析了当时国内经济状况以及造成困难[KunNan]的原因,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在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举行的中央工作[GongZuo]会议上,刘少奇[LiuShaoQi]就明确说:这几年的缺点错误[CuoWu],责任是谁的?第一,中央负责;第二,省市负责;第三,省市以下也有责任。各有各的帐。这时他又代表中共中央对工作[GongZuo]中的缺点错误[CuoWu]承担了责任。
报告一方面说明,中华人民工共和国建国以来,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两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在这个不长的12年时间内,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人成就。一方面指出,这几年工作[GongZuo]中发生的要缺点和错误[CuoWu]是:工农业[NongYe]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现象。比一段时间内,农业[NongYe]上犯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CuoWu]。由于要求过高、过急,许多地方、许多部门进行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在农业[NongYe]生产和工业[GongYe]生产上,在商业、财政、文教、卫生等方面,都犯过瞎指挥的错误[CuoWu]。例如农业[NongYe]方面乱改耕作制度;工业[GongYe]方面任意废除规章制度等。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GongZuo]中, 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讳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CuoWu]。在手工业[GongYe]和商业方而,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错误[CuoWu]。还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GongYe]体系,权力下放过多过散,发生了许多讳反中央政策和国家计划的现象,使得经济生活中集中 统一的领导受到了破坏。 再有,对农业[NongYe]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NongYe]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KunNan],也加重了农业[NongYe]生产的困难[KunNan]。企业和事业单位不适当地增加过多,职工人数增加过快,非生产人员比得加大,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十分严重。党政机关的机构比过去更加重叠臃肿,在这种情况下,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有了很大滋长。
报告说,这些主要缺点和错误[CuoWu]产生的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GongZuo]中的经验还很不够;一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骄傲自满,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原则。
报告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WenTi]上的经验教训,指出:多、快、好、省是互相制约的,不能片面强调多、快;以农业[NongYe]为基础是我们的个根本方针,在农村生产关系上,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个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GongYe]和农业[NongYe]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一定会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
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特别是上面列举的几条,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WenTi]。虽然对有些问题[WenTi]的认识有局限性,但是,毕竟从挫折和失败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训,为会后纠正“左”的错误[CuoWu]的工作[GongZuo]奠定了基础。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GongZuo]会议上,刘少奇[LiuShaoQi]还对书面报告作了补充说明的讲话。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CuoWu]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从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错误[CuoWu]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的缺点和错误[CuoWu]还不止是三个指头的问题[WenTi]。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CuoWu]是主要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承认缺点和错误[CuoWu],要总结经验,善于学习。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CuoWu],或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经验 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
刘少奇[LiuShaoQi]还批评说,有一个口号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是错误[CuoWu]的。有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曾经反对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叫做“条件论”或“惟条件论”,这也是不正确的。要做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客观的条件,主观的条件。必要的客观条件和必要的主观条件都成熟和具备了,问题[WenTi]才能解决,事情才能办好。一切问题[WenTi]的解决,取决于时间、地点、条件。
刘少奇[LiuShaoQi]还劝告大家说,不要做那个引号里面的“左”派,不要做那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蛮干的“左”派,要做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
会后,刘少奇[LiuShaoQi]的书面报告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对统一全党对当时形势和任务的认识,加强团结,统一行动,坚决贯彻以调整[DiaoZheng]为中心的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春风化雨般的作用。
(三)
七千人大会后,调整[DiaoZheng]工作[GongZuo]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一些潜在的经济问题[WenTi]进一步暴露出来。1962年2月下旬,刘少奇[LiuShaoQi]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WenTi]。因开会地点在中南海西楼,被称为“西楼会议”。会上发现国家财政有50亿元的赤字没有报上来,刘少奇[LiuShaoQi]严肃批评了有关部门这种隐瞒矛盾、措施不力的错误[CuoWu]。陈云在会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KunNan]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会议分析当当时农业[NongYe]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和国家存在大量财政赤字的情况,认为我国的财政经济形势仍处在一个非常困难[KunNan]的时期。刘少奇[LiuShaoQi]对陈云的讲话表示完全赞成。在他的提议下,中共中央把陈云的讲话和会上其他同志的讲话批转全党。
为便于调整[DiaoZheng]工作[GongZuo]的深入进行,需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来主持这方面的大量工作[GongZuo],刘少奇[LiuShaoQi]等商议重新成立中央财经小组,并提议陈云任组长。刘少奇[LiuShaoQi]还到陈云家里,登门请富有经济工作[GongZuo]经验的陈云出来统管财政经济工作[GongZuo],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陈云为刘少奇[LiuShaoQi]的诚挚之情所动,也就不顾一切,出来鼎力相助。接着,刘少奇[LiuShaoQi]、周恩来、邓小平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作了西楼会议的汇报,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并商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任副组长。此后,在陈云的领导下,中央财经小组对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做了进一步的调整[DiaoZheng],国民经济全面调整[DiaoZheng]进入了一个决定性阶段。调整[DiaoZheng]计划把工农业[NongYe]的总产值由1400亿元降到1300亿元,农业[NongYe]总产值由450亿元降到420亿元,工业[GongYe]总产值由950亿元降到880亿元,原煤、钢、粮食的指标也作了较大幅度的下调,基本建设投资也作了相应的压缩。
4月23日,刘少奇[LiuShaoQi]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调整[DiaoZheng]1962年计划,他强调指出: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的,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经济形势没有大好形势。对困难[KunNan]估计多一点,危险就少一点,或者没有危险;估计不够就有危险。现在国民经济全面失调,要全面调整[DiaoZheng],要有秩序地撤退。现在的调整[DiaoZheng]计划是否退够?可能明年还要退,关一批工厂才能保证一批工厂的生产。现在做得越坚决,情况会好得越快些。如果现在怕拆摊子,以后就会大拆摊子。
在5月7日至11日的中央工作[GongZuo]会议上,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向中央提交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DiaoZheng]计划的报告》时,刘少奇[LiuShaoQi]依然猛敲警钟: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KunNan]估计不够。他说,目前的形势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KunNan]的形势,这一点要跟干部讲清楚。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GongZuo]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KunNan]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那么最困难[KunNan]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呢?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GongYe]中间,最困难[KunNan]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因为现在城市里要下两千万人,工业[GongYe]要继续往下减,基本建设要原地踏步。一般来讲,目前的政治形势是好的。但是、经济是基础、经济形势不好,政治形势就那么好呀?基础不巩固,在困难[KunNan]情况下,政治形势可能转坏。所以,我们要很警惕。他还讲明要前进需先退后一步的道理,说我们减少这么多城市人口,关掉这么多工厂,指标调低,不是消极的。只有这样,才能停止经济情况的继续恶化,才能转入主动,继续前进。这是当前我们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措施。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5月下旬即由中共中央批发全党,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DiaoZheng]。主要是大力精简职工,压缩城市人口,在1961年精简的基础上,再精简职工1000万,减少城市人口1200万;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基建投资由384亿元减少到67亿元,积累率由39.6%下降到10.4%,施工项目减少2/3以上;缩短工业[GongYe]战线,关、停、并、转,工业[GongYe]企业数1962年比1959年减少了38%,还降低了大多数重工业[GongYe]的生产指标;从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NongYe]战线。1962年的人规模经济调整[DiaoZheng]终于取得显著成效。到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首先是农业[NongYe]生产开始回升,粮食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比上年增产250亿斤,结束了连年下降的状况。财政收支实现平衡并节余了8.3亿元,市场供应有所缓和,人民生活略有上升。
同经济工作[GongZuo]的调整[DiaoZheng]相配合,科学、教育、文化各个领域也进行了调整[DiaoZheng]。在调整[DiaoZheng]政治关系方面,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后,刘少奇[LiuShaoQi]召开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把七千人大会的精种向党外人士通了气,说明了几年来国内工作[GongZuo]的错误[CuoWu],责任在中国共产党,主要责任在党中央。此外,进一步推动对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过批判处分的干部和党员的甄别平反。到1962年8月,全国有60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了平反。国内的政治形势进一步稳定。(选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刘少奇[LiuShaoQi]风云岁月》)
《人物》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