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前苏联解体，俄国[EGuo]档案一度开放，这些资料的发布，推动了中共建党史的研究进展，一些过去弄不清楚的史实终于理出一些头绪来了，一些过去不知道的情况如今也了解到了。此外，多国档案研究也取得进展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大量利用了来自日文的档案及其相关史料，对很多微观的史实进行了细致的考证。而旅英的大陆学者李丹阳等利用各国租界档案及英俄档案，发现了更多新的史实。

　　1 俄国[EGuo]档案开放并未解决全部问题

　　有关中共建党历史的研究，早在１９５０年代就开始了。至少，当时人们做了不少资料征集的工作。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就是在１９５０年代后半期和１９６０年代初留下来的。但是，真正的史实性的研究工作，还是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陆续开始的。问题是，纵然曾经有过许多中共党史的教师和研究人员花了很多功夫来研究这段历史，因为可用的中文资料实在有限，回忆史料存在太多相互矛盾和片面零碎的情况，人们到１９９０年代初才大致拼接出了一幅有关中共建党的历史拼图。即使是这样一幅拼图，还是有许多地方经不起推敲，许多关键之处还不清楚。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前苏联解体，俄国[EGuo]档案一度开放，俄国[EGuo]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合作编辑出版了一套题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GeMing]运动》的档案文献汇编，其中公布了一批早年来华从事联络和帮助中国组党工作的俄国[EGuo]共产党人的信函和报告。这些资料的发布，推动了中国大陆中共建党史的研究进展，一些过去弄不清楚的史实终于理出一些头绪来了；一些过去不知道的情况如今也意外地了解到了。特别是，我们越发清楚地了解到，在１９２０年夏天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夕，俄国[EGuo]人都做了哪些协助和推动的工作。

　　但是，这些新出现的史料，也依旧是零碎和片断的。包括俄国[EGuo]共产党和共产国际１９２０－１９２２年间派来中国的众多代表与工作人员的工作报告和信件，也一样是东鳞西爪和不连贯的。它们对具体研究和了解当年中共建党的经过情形，还是没有太大的帮助。我们甚至还是弄不清楚：在上海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时间的？它是由哪些成员组成的？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个时候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文件，并发行了《共产党》月刊这一杂志？宣言到底是什么人起草的？这个上海的共产党中央和各地的小组织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们先后又是何时和怎样形成为上下级的组织领导关系的？各小组织中的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者是何时离开的？

　　新的档案史料使我们知道：俄共（布）远东地区领导人在１９２０年９月就已经报告莫斯科说：“最近要为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举行代表大会”，并决定１９２１年１月召开，后推迟至５月召开，但我们又发现，１９２１年３月共产国际还曾推动“举行共产主义[ZhuYi]组织的代表大会”，并“派遣专人前去指导”。这个３月会议到底召开过否？它和７月召开的代表大会有什么关系？新的史料还透露，自从１９２１年１月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离开上海回国后，不仅整个中国共产主义[ZhuYi]组织经费一度支绌，工作停滞，而且很长时间没有收到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任何信息。如此，整个代表大会的推动和筹备工作到底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开始启动的？为何中共建党最主要的发起者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没有参加１９２１年７月的会议？

　　2 多国档案研究所取得的进展

　　由于中文资料欠缺，当事人回忆各执一词，包括来自莫斯科的档案资料也都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不足，扩大史料的搜索范围，就变得更为必要了。在这方面，旅英的大陆学者李丹阳和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相当重要的研究进展。

　　石川祯浩的研究最突出的是大量利用了来自日文的档案及其相关史料，对很多微观的史实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包括对中国大陆中共党史学界流行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辨析。但相对而言，李丹阳利用各国租界档案及英、俄档案，在中共建党史实重建方面，发现了更多新的材料。

　　李丹阳等最早考察了１９１９年即来华组党的朝鲜人朴镇淳的作用。指出，朴１９１９年１１月即携带大笔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抵达上海，资助前学生救国会成员，时任中华工业协会常务理事的黄介民和学联领袖姚作宾等，组织了一个主张社会主义[ZhuYi]的大同党，１９２０年参加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推动组织的远东社会主义[ZhuYi]者同盟，１９２２年还派代表出席了在苏俄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GeMing]党代表大会。

　　与此相联系，李丹阳还考察了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十分活跃的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组织的情况。注意到这些小组织多半与刘师复的无政府[WuZhengFu]共产主义[ZhuYi]同志社有承继关系，俄国[EGuo]十月革命[GeMing]后陆续在天津、上海、漳州、南洋等一些地方成为活跃的力量。创办《劳动》、《进化》、《新生命》、《闽星》等杂志，欢呼俄国[EGuo]革命[GeMing]，宣传苏俄“推翻私有财产制度，一切生产之机关均收回国有”，“实足为各国模范”。１９１９年，俄共党员及共产国际人员相继与他们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他们与京津高校学生密切接触，还通过他们广泛散布号召士兵革命[GeMing]的宣传小册子。这些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者后来还组织过“支那共产党”，一起参与过社会主义[ZhuYi]者同盟的活动。正是这些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或代言人，推动许多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者后来转向布尔什维主义[ZhuYi]，加入了陈独秀领导的在各地的中共小组。

　　李丹阳还具体考察了大批五四前后在华的俄侨和来华的苏俄密使的活动情况。她发现，早在１９１８年以后，苏俄就通过李泽洛维奇、谢麦施科、霍多洛夫等，利用他们在英美和中国建立的通讯社，包括《上海俄文生活报》，组织中国年轻学人，大量转译英美各种宣传社会主义[ZhuYi]和苏俄革命[GeMing]的文章及出版物。它并通过维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吴廷康、波波夫、古尔曼、斯托帕尼，及其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等，广泛联系中国各地的社会主义[ZhuYi]者和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者，推动建立远东社会主义[ZhuYi]者同盟，资助各种倾向于俄国[EGuo]革命[GeMing]的杂志和书刊出版，包括派遣人员在中国各地建立分支机构，酝酿策划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工作等。

　　像中共在广州的小组，就是吴廷康等派遣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森去帮助建立起来的。武汉小组的成立，也与李泽洛维奇等人所做工作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