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广州[GuangZhou]出版的地图上清楚地列示了“三大[SanDa]”旧址民居的结构。雷辉摄

　　中共[ZhongGong]“三大[SanDa]”会址纪念馆内的仿真人像惟妙惟肖，真实还原历史现场。王辉　摄

广州[GuangZhou]成革命[GeMing]新高潮策源地

　　“一大”在上海召开，“二大”也是在上海召开的，“三大[SanDa]”是在党的诞生地之外的城市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三大[SanDa]”，也是党自建立以后惟一在广州[GuangZhou]召开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三大[SanDa]”为何选择在广州[GuangZhou]召开？颜晖一边翻阅桌上厚厚的史料，一边对南方日报记者表示：“农讲所旧址纪念馆多名研究员研究过这一问题，有人还专门为此写过论文。”

　　颜晖表示，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第一次工人[GongRen]运动[YunDong]高潮后，特别是经历二七惨案后，北洋军阀政府在北方残酷镇压工人[GongRen]运动[YunDong]，加大了社会控制力度，南方特别是广州[GuangZhou]正在成为中国革命[GeMing]新的高潮兴起的策源地。

　　“广州[GuangZhou]的工人[GongRen]阶级和其他各阶级人民群众，较早接受民主革命[GeMing]思想的熏陶。特别是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多重压迫下，革命[GeMing]情绪不断滋长，工人[GongRen]运动[YunDong]相当活跃。”颜晖称，中国人民与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不仅相当尖锐，而且表象化了，包括南北军阀之间的矛盾也表象化了。

　　在颜晖看来，国民党[GuoMinDang]也好，共产党也好，各种革命[GeMing]力量云集广州[GuangZhou]，革命[GeMing]力量联合和蓄发之势已经形成，关键是如何整合。所以，“三大[SanDa]”选择在广州[GuangZhou]召开，有其客观原因和历史必然性。

　　陈独秀对自己提出严厉批评

　　陈独秀在“三大[SanDa]”上作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令人注意的是，这份3500字的报告中，作为党中央负责人的陈独秀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对“二大”以来近一年的党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批评意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批评整个党的工作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包括陈独秀本人在内的“个别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

　　对中央委员会的错误批评方面，主要指出，“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五个中央委员经常不能呆在一起，这就使工作受到损失”，“中央委员会也缺乏知识，这是罢工[BaGong]失败的原因……大家确信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GeMing]运动[YunDong]的必要，但是究竟应当怎样为中国革命[GeMing]运动[YunDong]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还反对加入国民党[GuoMinDang]……”

　　同时，陈独秀还对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个别中央委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也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张国焘同志无疑是对党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很大的错误。”“邓同志在唐山和科乌矿工罢工[BaGong]时犯了严重错误，并且在广州[GuangZhou]造成了很多困难……”

　　由于陈独秀在报告中带头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兴了中共[ZhongGong]“三大[SanDa]”的民主风气，使这次会议充分发挥党内民主，最后以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国共合作等决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