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后，中国共产党即全力投入到国民党改组工作中，各级党组织积极动员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许多共产党员成为当地国民党改组的主要负责人，对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共产国际和苏俄也积极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1923年10月，鲍罗廷以共产国际代表[DaiBiao]和苏俄政府代表[DaiBiao]的双重身份到达广州，先后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国民党政治顾问，协助指导国民党改组工作。在国际国内政治力量的推动和帮助下，孙中山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DaiBiao]大会，确定了反帝国主义纲领，孙中山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为三民主义赋予了新的革命[GeMing]内容。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基本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国共合作后，中共集中全力投入到国民革命[GeMing]中去，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下，从二七惨案后陷入低潮的工人运动[YunDong]逐步走向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15日，广州沙面3000多华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成为“二七”以来工人运动[YunDong]复兴的信号。同时，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YunDong]也在悄然崛起，在广东的很多地方建立起农民运动[YunDong]讲习所和农军组织。此时的学生运动[YunDong]亦针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行径开展斗争，形成了第二次广泛的反基督教运动[YunDong]。在全国范围内，新的革命[GeMing]高潮呼之欲出。

　　随着革命[GeMing]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日益壮大，至四大[SiDa]前的两三个月，共产党员的人数已经增加到994人，青年团员人数达2365人。同时，中共在经过5个月的国共合作后，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出现了一些偏差。蔡和森回忆说：“我们党中就发生了不好的趋向，因为努力于国民党的工作，故对于我们党的工作和组织就忽略了，同时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弄不清楚，这是由于党尚幼稚的结果。”另一方面，此时中共与共产国际代表[DaiBiao]鲍罗廷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中共在准备召开四大[SiDa]时，希望能从共产国际得到指导，并请其协调与鲍罗廷的关系。为此，陈独秀曾特意致信维经斯基，希望他再次来华。

　　在国共合作向前推进的同时，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愈加凸显出来，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加剧，国民党右派分子对共产党的攻击和排挤日甚一日，他们或对共产党提出“弹劾案”，或发表“护党宣言”，极力反对国共合作。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于1924年7月1日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GeMing]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政治形势正在发生空前的大变动，如何面对革命[GeMing]的新形势，如何领导日益高涨的革命[GeMing]运动[YunDong]继续向前发展，已经迫切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