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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历史上的四次“三反”运动--中国年鉴(3)
“新三反”运动[YunDong]从山东开始推向全国，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采取“边反、边防、边建”的方针，基本方法是“抓两头、带中间”，即一头由各级领导机关及负责干部[GanBu]自上而下地检讨官僚主义[GuanLiaoZhuYi]作风，层层带动下级同志进行自我检讨;一头抓突出的坏人坏事，大张旗鼓地加以处理。从1953年3月开始，中央部委机关组织了100多个检查组深入基层。华北、西北及华东地区的许多省市领导也组织检查组，对下级机关进行工作检查。另外，运动[YunDong]还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鼓励群众检举揭发党员干部[GanBu]存在的官僚主义[GuanLiaoZhuYi]和违法乱纪问题，各地都严肃处理了一批典型案件。如湖南安化县五区的村干部[GanBu]曹春生，因活活打死提意见村民，被判处死刑。
“新三反”运动[YunDong]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矛头直指官僚主义[GuanLiaoZhuYi]的大规模群众运动[YunDong]。与“三反”运动[YunDong]不同的是，它是在检查和落实中心工作的过程中进行的，而没有单纯去搞运动[YunDong]。这场运动[YunDong]历时半年之久，在全国各地、各部门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农村基层的“三反”运动[YunDong]
“新三反”运动[YunDong]尽管颇有成效，但因对官僚主义[GuanLiaoZhuYi]根源的认识局限在“反动作风的残余”上，而没有从制度层面上解决问题，对反贪污[TanWu]、浪费也只是附带进行，加之“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YunDong]特别是庐山会议后再次“大跃进”对干部[GanBu]作风的严重影响，以致“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另外还有三风：贪污[TanWu]、浪费、官僚主义[GuanLiaoZhuYi]，又大发作危害人民”。比如，安徽凤阳县的一个大队长，50天喝了70斤酒，并以每月45元的工资专门雇人为他捕鱼吃。还有一个公社专门开一间小吃部，供公社干部[GanBu]吃喝。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60年5月15日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YunDong]的指示》，要求在农村基层开展反贪污[TanWu]、反浪费、反官僚主义[GuanLiaoZhuYi]的运动[YunDong]。运动[YunDong]原则是以教育为主、惩办为辅，紧密地结合生产、利用农事间隙时间来进行，不论什么人，不论贪污[TanWu]、多占、挪用的数量大小，都必退必赔。为了正确开展“三反”运动[YunDong]，中共中央监委召开会议制定了具体政策：对贪污[TanWu]3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必须给予必要的处分，凡贪污[TanWu]1000元以上的定为大贪污[TanWu]犯，给予刑事处分，是党员的开除党籍;对犯有官僚主义[GuanLiaoZhuYi]错误的人，主要是进行教育，但对不负责、丧失职守且造成恶果者，给予撤销职务和其他处分;对犯有严重铺张浪费错误而造成重大损失的干部[GanBu]，应追究责任，必要时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这次会议还规定对犯错误干部[GanBu]的处分控制面应大体占参加运动[YunDong]干部[GanBu]的3%，其中受撤职和开除党籍处分的占1%。
农村基层的“三反”运动[YunDong]特点在于把经济上以至政治上的纠“左”与整顿干部[GanBu]作风密切结合起来。这对纠正农民反映最为强烈的五风，改变干部[GanBu]作风，推动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
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YunDong]
“文革”期间，毛泽东[MaoZeDong]针对革委会成立不久就产生的铺张浪费、财政失控的状况，及时发出“节约闹革命”的号召。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1968年2月18日，中央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与此同时，中苏关系也日趋紧张。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8月13日，又发生了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事件，中苏边境形势全面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