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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起伏的中共政党外交--国家年鉴
300多年前，辉格党和托利党在英国诞生，是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政党[ZhengDang]；160多年前，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ZhengDang]。到21世纪初，全世界有影响的政党[ZhengDang]大约有5790个。
90年前，中国[ZhongGuo]共产党[GongChanDang]正式成立。
和古老的政党[ZhengDang]历史相比，“政党[ZhengDang]外交”是个新锐词汇；和90年中共[ZhongGong]曲折历程相比，中国[ZhongGuo]共产党[GongChanDang]的政党[ZhengDang]外交，亦是波澜起伏。
张国焘的代表证
中国[ZhongGuo]共产党[GongChanDang]与共产国际的交往，是决定中国[ZhongGuo]20世纪前半部历史走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马林这个名字在中国[ZhongGuo]广为人知，鲜有中国[ZhongGuo]人了解的是他的原名——亨德立克斯 ·斯内夫利特。1921年，这个荷兰人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ZhongGuo]，开始了与早期中共[ZhongGong]革命家的交往。就在帮助中共[ZhongGong]筹备“一大”的过程中，为使各地代表不至因为缺少路费而耽误赴会，马林自掏腰包，给每位代表寄去100元。
此后中国[ZhongGuo]共产党[GongChanDang]多次派出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借此有了与其他国家共产党[GongChanDang]交流的机会，张国焘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921年10月中旬带着“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ZhongGuo]共产党[GongChanDang]的工作，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研究苏俄及其他各国革命经验”的任务来到苏联参加远东会议。
张国焘后来在会议录里描述他赴会的经过。首先他从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尼科尔斯基手里拿到代表证，他拿到手里一看，发现是一张某公司的业务票证，这个票证的独特之处在于上面的一切都是用大头针扎出来的。尼科尔斯基告诉他：这就是代表证。
张国焘拿着这个代表证到满洲里，将其交给一个理发店老板，由这个人带他过境。
那时中国[ZhongGuo]共产党[GongChanDang]人参加共产国际或苏共的会议几乎都有曲折离奇的过程，即便面临重重困难和危险，早期中共[ZhongGong]还是与共产国际以及苏共有了一定的直接交往。
对中共[ZhongGong]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前与共产国际和苏共的交往，中联部调研咨询小组成员、中国[ZhongGuo]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兴唐这样评价，“共产国际对中共[ZhongGong]建党和中国[ZhongGuo]革命斗争是有帮助的，同时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前京畿道18号
今天北京昆玉河畔的木樨地桥西南侧，有一幢约20层的现代化玻璃幕墙大楼，这便是在许多百姓眼中颇为神秘的中联部大楼。
1951年1月16日，中联部在北京成立，刘少奇于当日签发了关于任命王稼祥为部长的通知并在致王稼祥的信中说：“中央已决定你为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其任务是与各国兄弟党联络”
成立之初的中联部，办公用的是前京畿道18号的一排平房。不光是用房上讲求节省，王稼祥在用人上也是如此。他在中联部成立不久的一次部内会议上说：“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必需精干。人员多了，思想问题就多，还得增加做思想工作的人；人多了，服务人员也得增加，搞成庞大臃肿的机构，就难办事了。”
新生的中联部，需要了解各国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各国共产党[GongChanDang]的基本情况，还有作为社会[SheHui]主义的流派的各国社会[SheHui]党、社会[SheHui]民主党以及托派的情况等等。为了收集这些资料，王稼祥要求科长以下业务干部，在没有临时性联络工作时，每人每天要写500字的材料交给他，内容是他们研究的对象国的群众运动和对象党的情况。
王稼祥本人精通俄语、英语。他深知外语在对外联络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他特别要求中联部的工作人员必须掌握外国语言文字，部中学习外语的热情高涨。
1950年代的中共[ZhongGong]政党[ZhengDang]外交，一面有中联部在扎实地做基础性工作，一面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出国门，与国外的共产党[GongChanDang]以及工人党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