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GongChan]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首都莫斯科郊外五一村的银色别墅举行。别墅中的一幢三层楼的主楼是大会会场和大部分代表住处,距离不远处还有一幢两层的楼房是大会秘书处所在。建造精美的布哈林别墅则是召开[ZhaoKai]六大主席团会议和布哈林、瞿秋白等几位领导人的住处。出席大会的代表142人,大多数人都是千里迢迢从国外各地赶来。

　　国内无适当条件召开[ZhaoKai]党代会

　　由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而掀起的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而遭到失败。国民党新军阀凶恶地镇压革命、屠杀工农革命群众,党的许多著名活动家和工农领袖被惨杀。党的地方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的队伍十分混乱。一些不坚定分子脱党,有的甚至叛变革命,出卖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全国的党员数量大幅度减少。危机关头,中国共产[GongChan]党召开[ZhaoKai]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决定尽快召开[ZhaoKai]中共六大。八七会议后,党在各地组织武装起义,给敌人以有力打击,表示了革命到底的决心。但因敌强我弱,大多数起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党的工作虽然得到一定恢复和发展,但因形势严峻,党内思想仍然存在着混乱现象,一些人不知道何去何从。因此,尽早召开[ZhaoKai]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更好地总结进入土地革命战争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更好地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就成为当务之急。

　　因为白色恐怖严重,国内没有适当的条件召开[ZhaoKai]党的代表大会。所以,在1928年1月18日召开[ZhaoKai]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主持会议的瞿秋白提出,会议地址暂时考虑在澳门。但与会者多数人主张在香港开会。在没有明确开会地点的情况下,会议讨论了开会时间、到会人数、代表名额分配意见。并按照1927年十一月会议规定的中共六大的8项议程,准备青年团的工作、党务工作、工会、土地、党纲、政策共6个议程。另有两个议程不在准备范围。瞿秋白提出,在两周内起草上述6个讨论大纲,一个月内起草好提案。瞿秋白自己也负责和参与了3个文件的起草。因为时间紧张,六大文件的起草任务十分繁重。

　　红色工会国际[GuoJi]驻中国代表的建议

　　几乎在此同时,1928年1月下旬,红色工会国际[GuoJi]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曾用名亚历山大罗维奇),从上海给莫斯科的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行委员会写信,谈到召开[ZhaoKai]中共的党代会,对于中共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因为“目前面临的问题很复杂,必须对所有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为了充分弄清革命的前景和任务问题,解决目前党内的状况和克服党内一切错误倾向,迫切需要召开[ZhaoKai]党的代表大会”。他还强调:只有召开[ZhaoKai]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才具有权威性的地位和作用。关于会议地点,米特凯维奇认为在苏联开会是合适的。因为“在这次党代会上很需要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的切实领导。现在正需要帮助党来弄清所有问题,因此我们和中央一起给你们发去电报,我们认为在苏联境内召开[ZhaoKai]代表大会是合适的”。他还说明中共不能在中国境内召开[ZhaoKai]党代会的3条理由:一是由于要冒遭受破坏的危险;二是因为这里没有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的重要代表;三是因为环境不安宁会带来焦躁情绪,不可能心平气和地、认真地进行工作。所以,“在中国召开[ZhaoKai]代表大会非常困难”(《联共(布)、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296页)。

　　由上可见,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ZhaoKai],最初是来自红色工会国际[GuoJi]驻中国代表的建议。同时,中共方面也考虑到,因为红色职工国际[GuoJi]第五次代表大会将于1928年春季在莫斯科召开[ZhaoKai],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第六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第五次代表大会也将于同年夏天在莫斯科举行,届时中国共产[GongChan]党都将派代表参加。因此,中共中央没有再考虑在香港或澳门召开[ZhaoKai]六大,而是于1928年2月13日决定报请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请求批准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ZhaoKai],并要求国际[GuoJi]执委派代表团参加,斯大林、布哈林能有一人出席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和联共(布)既采纳了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代表的建议,也考虑到中共方面的要求,在苏联境内开会,毕竟有利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指导和帮助,也有益于代表们的安全和认真工作。因此,1928年2月22日,联共(布)驻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召开[ZhaoKai]会议,在听取关于中国共产[GongChan]党代表大会问题报告后,作出决定:“不反对中国共产[GongChan]党于4月底或5月中在西伯利亚境内召开[ZhaoKai]代表大会”。(《联共(布)、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333-334页。)苏联西伯利亚比较靠近中国,以后确定的开会地址莫斯科更是当时苏联的首都和政治中心,也是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所在地。因此,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同意在苏联境内开会,对于当时处境困难、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之处的中国共产[GongChan]党来说,显然是值得高兴的。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 李 蓉

　　【链接】

　　中共六大认真地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正确地分析形势,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对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大会通过了政治、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土地问题、宣传工作、军事工作、共青团工作、妇女工作、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等,还通过了《中国共产[GongChan]党党章》。

　　中共六大是“在反动势力的残酷打击下,在闻所未闻的白色恐怖笼罩之中,在秘密的地下状态的环境里”召开[ZhaoKai],虽然存在不足,但功绩还是主要的。这主要是中国共产[GongChan]党的自身努力,但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联共(布)的指导和帮助也不可抹杀。(李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