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善用媒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重要传统和宝贵经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公众对信息公开、舆论环境等产生了新的要求，这也要求各级党政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应对媒体时要主动引导公众舆论，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GongZuo]的主动权。毛泽东[MaoZeDong]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的主要开创者。回顾毛泽东[MaoZeDong]善用新闻媒体的经验，或许可以给当前的新闻宣传工作[GongZuo]予以一些启示。

早期毛泽东[MaoZeDong]善用新闻媒体实践

1911—1920年是毛泽东[MaoZeDong]早期新闻思想的形成准备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MaoZeDong]通过阅读改良派、革命派的报刊和部分马克思主义报刊，先后接受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启蒙教育，初步形成了对报刊的看法以及早期的新闻思想。

1918年毛泽东[MaoZeDong]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图书协理员，并于第二年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听课，成为我国第一批系统学习和研究新闻学理论的人士之一。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会长由蔡元培担任，由留美归国的徐宝璜教授和著名记者邵飘萍任导师，其中邵飘萍对毛泽东[MaoZeDong]影响最大。1974年一次接见外宾时，已是81岁高龄的毛泽东[MaoZeDong]仍然谈到邵飘萍，说他的思想和人格对自己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新闻学研究会，毛泽东[MaoZeDong]迅速掌握了有关现代传媒的理念，并学会了办报的方法，特别是邵飘萍总结的报纸[BaoZhi]“善用为福，滥用为祸”的巨大舆论功能，对毛泽东[MaoZeDong]日后善用新闻媒体的实践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9年7月，毛泽东[MaoZeDong]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周刊。这份诞生于“五四”运动初期的报纸[BaoZhi]，紧握大方向，出色地宣传最新思潮。尽管刊物问世短，但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是当年进步报刊的楷模。1919年9月毛泽东[MaoZeDong]接手改革《新湖南》周报，1919年10月担任湖南《大公报》馆外撰述员，1919年12月创办平民通讯社，1920年9月为《湖南通俗报》当参谋等。同时，毛泽东[MaoZeDong]还先后在北京《新青年》、《北京大学日报》，长沙的《女界钟》、《通俗教育报》，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等十几种报刊上发表文章。通过这一时期广泛接触报刊以及亲自撰写文章，毛泽东[MaoZeDong]利用报刊的宣传效果发表评论针砭时弊，倡导民主政治[ZhengZhi]，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21年建党后，中国国内政治[ZhengZhi]形势发生了新变化，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这一时期，毛泽东[MaoZeDong]开始结合党的政治[ZhengZhi]政务要求来重视和开展新闻工作[GongZuo]。

党的一大决议规定：“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毛泽东[MaoZeDong]以满腔的热情积极参与《向导》、《前锋》等党刊的工作[GongZuo]，1923年创办《新时代》月刊，创刊号头一篇文章就是毛泽东[MaoZeDong]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是毛泽东[MaoZeDong]在建党以后公开发表的一篇极其重要的政论文章。1925年，毛泽东[MaoZeDong]在广州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针对当时忽视政治[ZhengZhi]宣传的糊涂认识，毛泽东[MaoZeDong]着手筹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机关刊物《政治[ZhengZhi]周报》，亲自兼任总编。创刊之际，正值反共阴谋的“西山会议”刚刚收场，面对国民党右派企图破坏国共合作，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毛泽东[MaoZeDong]在《〈政治[ZhengZhi]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明确指出，“为什么出版《政治[ZhengZhi]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接着，他又针对当时的斗争实际，提出“向反革命宣传打破反革命宣传，是《政治[ZhengZhi]周报》的责任”。在主编《政治[ZhengZhi]周报》过程中，毛泽东[MaoZeDong]先后以“润”、“之任”、“毛泽东[MaoZeDong]”署名在《政治[ZhengZhi]周报》发表了大量文章和报道，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右派投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革命面目，一时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声讨右派的舆论攻势，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宣传。

可见，毛泽东[MaoZeDong]通过早期的新闻实践，熟练掌握了新闻媒体的传播规律及其工作[GongZuo]方法，深入了解新闻媒体的传播特点，深谙媒体在宣传发动民众、传播观点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将新闻媒体视为与“枪杆子”同等重要的战斗武器。特别是毛泽东[MaoZeDong]本人在诸多新闻传播中大多亲自上阵，亲笔为媒体撰写大量稿件，既是党和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新闻工作[GongZuo]者。

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MaoZeDong]善用新闻媒体实践

土地革命时期，面对艰苦的军事斗争，毛泽东[MaoZeDong]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情况。在进行反军事“围剿”和反经济封锁斗争的同时，毛泽东[MaoZeDong]也领导红军展开反文化封锁的斗争。除了利用敌方、友方的媒体了解到各种信息外，在毛泽东[MaoZeDong]的倡导下，红军普遍办起了壁报和《时事简报》。建立了中央苏区后，又创办了两份正式的报刊：一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另一份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ZhengZhi]部的机关报《红星报》。毛泽东[MaoZeDong]对于这两张报纸[BaoZhi]的出版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和切实的领导。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中央苏区有大小报纸[BaoZhi]34种，其中，《红色中华》报的发行量超过了国民党统治区《大公报》的发行量。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疑心极重，在新闻宣传上对中国共产党实行严密的封锁。为了打破舆论封锁，毛泽东[MaoZeDong]采取了许多灵活机动的善用媒体的宣传策略。

第一，利用媒体推动工作[GongZuo]，立足自身，全党办报。1941年5月，毛泽东[MaoZeDong]在《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GongZuo]的通知》中提出：“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向全国宣达……重要文章除报纸[BaoZhi]、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1942年春毛泽东[MaoZeDong]在《解放日报》改版征求各方面意见时指出：“经过报纸[BaoZhi]把一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GongZuo]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好好利用报纸[BaoZhi]。”这种利用报纸[BaoZhi]来推动中心工作[GongZuo]开展的方法，成为我党的一条重要经验。1944年3月，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讲话中，毛泽东[MaoZeDong]提出，各级党组织要以很大的精力来注意办报工作[GongZuo]，使它一年比一年进步，使办报纸[BaoZhi]（包括墙报）成为像开会一样的工作[GongZuo]方式，“这样来办报，全边区可以有千把种报纸[BaoZhi]，这叫做全党办报……这样一来，我们的报纸[BaoZhi]可以起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