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密切交谈的毛泽东[MaoZeDong]、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人住在当地另一军阀易怀之的宅子里。而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在城边的一所房子里，显然这不仅是地理上的“靠边站”了

　　1934年12月，湖南与贵州交界处。红军[HongJun]队伍绵延山路间。

　　毛泽东[MaoZeDong]此时[CiShi]躺在担架[DanJia]上，一张巨大的油纸盖在他魁梧的身体上。两名健壮的战士双肩架起长长的担架[DanJia]。毛泽东[MaoZeDong]陷入松软的网绳里，若有所思。

　　当年10月，中央红军[HongJun]开始战略转移。大约一年后，到达甘肃南部的哈达铺，“长征”这个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浪漫词汇才被毛泽东[MaoZeDong]创造出来。此时[CiShi]，大家还认为[RenWei]这次行军是撤退。

　　红军[HongJun]遇到了自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来最大的危机。

　　斯诺在他的传世名著《西行漫记》中这么描写当时的情况：1933年10月，南京发动了它的第五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反共战争，一年之后，红军[HongJun]终于被迫实行总撤退。当时几乎人人都认为[RenWei]完了，认为[RenWei]这是为红军[HongJun]送葬出殡。

　　斯诺还写道，蒋介石有一阵子真的相信了自己的吹牛---他已经“消灭了共产主义的威胁”。

　　危急时刻，人心思变。

　　担架[DanJia]上的序曲

　　休息了一会儿，精神稍好的毛泽东[MaoZeDong]掀开油纸。这些天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精神一来，就要找王稼祥聊天。

　　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此时[CiShi]仍然没有痊愈，所以也一直躺在担架[DanJia]上休息。两个人的担架[DanJia]经常同行，便有了频繁接触的机会。

　　这两人经历差异巨大。用21世纪的网络语言说，毛泽东[MaoZeDong]是“土鳖”，王稼祥是“海龟”，而且是从苏联回来的“金牌海龟”。

　　国际[GuoJi]派和本土派之争今天已为人熟知。两派的差异到底有多大，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

　　张国焘到晚年还记得，关于到底是称同志好，还是称兄弟好，两人争执了半天。“秦邦宪（博古）总是‘同志同志’，满口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宿’的味道，我则是‘润之兄’‘玉阶兄’，他忽然撇开话题质问我‘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认为[RenWei]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

　　此时[CiShi]，毛泽东[MaoZeDong]早已被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GuoJi]派排除于领导核心之外多时，对此前的败局有心无力。他要改变处境，从身边的国际[GuoJi]派王稼祥开始。

　　王稼祥虽然也是从苏联留学归来的，但是这段时间的挫折连连让他意识到，博古等人的领导有问题。这为他和毛泽东[MaoZeDong]的进一步交谈打下了基础。

　　主导者显然是毛泽东[MaoZeDong]。王稼祥比毛泽东[MaoZeDong]年轻13岁，这年41岁的毛泽东[MaoZeDong]已经过多年革命斗争，战斗经验丰富，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更是鲜有能与其匹敌者。而王稼祥不过28岁，此前主要从事宣传和政治工作。

　　危急时刻，共识的达成并不难。交流不多时，王稼祥便在忧虑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想法，他认为[RenWei]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MaoZeDong]与他一拍即合。

　　此后直到遵义会议召开，王稼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行军路上，他不断找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并取得大家的支持。比如聂荣臻当时因为脚伤，同样坐在担架[DanJia]上，王稼祥在行军途中多次与其交谈并获得赞同。后来到达遵义后，共青团领导人凯丰曾多次找聂荣臻，希望争取其支持博古，但未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