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党90周年之际，又恰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JueYi]》通过 30周年。30年前，为了清除“文化大革命[GeMing]”的影响，为了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毅然决定对新中国成立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即要做一个历史决议[JueYi]。通过这个决议[JueYi]，“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历史决议[JueYi]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主持进行的。胡乔木作为决议[JueYi]起草的负责人，在贯彻落实邓小平、党中央的指示，在对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决议[JueYi]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分析评价及解决方案的提出上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对“文化大革命[GeMing]”的评价

　　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GeMing]”，是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JueYi]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整个“文化大革命[GeMing]”部分由胡乔木亲自起草。他对“文化大革命[GeMing]”发生原因的剖析，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GeMing]”特定内涵的阐释，对“文化大革命[GeMing]”性质的界定，都被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JueYi]所采纳和认可。

　　关于“文化大革命[GeMing]”发生的原因。这是起草历史决议[JueYi]的两个难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外意见很不一致。有人把“文革”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毛泽东个人，也有人延续1945年的历史决议[JueYi]的分析方法，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阶级根源上找原因。胡乔木认为：“个人的品质，个人的性格……不是说没有影响”，但是，“讲这些东西不能教育人民，不能教育群众”。另外，他不主张沿用1945年的历史决议[JueYi]。同时，他也不同意沿袭过去简单地从阶级根源找原因的传统方法。他说：“这不单单是一个阶级根源问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GeMing]”的发生，最根本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认为抓阶级斗争是党的最重要的工作，并把政治的作用估计到不适当的程度，说政治统帅一切，继而变成阶级斗争统帅一切；中国革命[GeMing]胜利，使毛泽东的威信越来越高，骄傲情绪的增长，个人专断的发展，党内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从而导致不幸的后果；国家本身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革命[GeMing]成功后没来得及把落后的东西统统铲除掉，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文化、教育、知识分子等方面长期以来的偏向，对“文化大革命[GeMing]”的准备，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遗毒的影响，使我们党执政后缺乏成熟的理论和有效的监督；把反修防修不适当地扩大到国内、党内；追求空想社会主义目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1981年4月1日，胡乔木提出修改决议[JueYi]的新设想时，对“文化大革命[GeMing]”的原因又重新做了归纳。主要是两条：一条是社会主义历史很短，没有经验，不成熟，社会主义应怎么建设，怎么继续发展，本来不清楚，加上苏联扩张的影响；一个是社会主义在东方国家首先胜利，使得社会主义运动带上了旧的残余影响，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的历史长，封建专制的遗毒对党内的影响比较大，使毛主席个人专断得以滋长。胡乔木的这些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

　　对“文化大革命[GeMing]”性质的界定。在给“文化大革命[GeMing]”定性问题上，当时党内外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对立。有人称之为反革命[GeMing]，有人说十年动乱，也有人认为是一场政变，还有的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GeMing]。

　　胡乔木认为，“文化大革命[GeMing]”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成为一个革命[GeMing]。但也不是反革命[GeMing]。也不能称为动乱。因为“动乱没有政治含义”。他也不赞成政变说。经过反复分析和推敲，最终，他把“文化大革命[GeMing]”的性质定为“内乱”。

　　邓小平也赞成“内乱”这个提法。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JueYi]，维持了胡乔木的提法，即“‘文化大革命[GeMing]’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GeMing]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准确的定性，为我党在新时期实现拨乱反正奠定了理论的支撑。

　　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GeMing]”理论的特定含义的阐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GeMing]”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GeMing]”中曾被反复宣传，并作为当时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中共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写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后不久的1979年1月7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碰头会上，胡乔木就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GeMing]”这个口号，“值得重新研究”。

　　在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JueYi]时，针对有的同志担心否定“继续革命[GeMing]”的理论，会不会导致否定马克思的不断革命[GeMing]理论的疑惑，胡乔木指出：“革命[GeMing]本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l、政治革命[GeMing]，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GeMing]。这是革命[GeMing]的原义……2、继续用革命[GeMing]精神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而进行革命[GeMing]斗争。这是……革命[GeMing]的转义”。胡乔木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GeMing]”的口号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它有特定的内涵，即在无产阶级既已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再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GeMing]，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证明是完全错误和十分危险的，是自己推翻自己的荒谬行为。至于继续用革命[GeMing]精神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而进行革命[GeMing]斗争，这当然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他说：我们现在主要是在革命[GeMing]的转义上来使用“革命[GeMing]”这个概念的。“今后的革命[GeMing]，主要不表现在阶级斗争上。不能搞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GeMing]，或生产关系的猛烈的变化。”为此，他主张这个口号“不但不宜再用，而且必须加以批判，以便统一党内外思想，使想再利用这一口号造反的人们陷入孤立”。

　　关于对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内涵的科学阐释

　　邓小平从起草历史决议[JueYi]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也是当时“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为落实邓小平的指示，胡乔木对坚持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究竟坚持什么，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的精神实质是什么作了深入的探讨。

　　胡乔木认为，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有其特定的内涵，要把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和毛泽东的思想区分开来，把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分开来。他说：“所谓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就是毛泽东的学说……它是有逻辑性的。”不能把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等同为毛泽东的思想，理解为毛泽东的每一句话。

　　把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加以区别，毛泽东的思想应以中共八大为分界，分为前期和晚期。1956年八大以前，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后期则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他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他发动“文化大革命[GeMing]”的主要论点，他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都是错误的。尽管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以后直至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仍有不少好的见解，但基本倾向是背离八大路线的，并且错误愈来愈严重”。“我们现在要……对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

　　胡乔木还把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的精神实质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三个方面。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的新发展、新贡献。而这些原则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历史决议[JueYi]从第三稿开始，直到六中全会通过，胡乔木概括的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一直为大家所肯定，并在决议[JueYi]中占相当的篇幅（约2300字）。

　　胡乔木提出的两个区分和对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精髓的高度概括，解决了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是什么，坚持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究竟坚持什么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的解决，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