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是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的每一个危急时刻，他都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从1920年第一次与共产党接触，直到1963年逝世，沈钧儒与中共肝胆相照近40年。

　　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接触

　　在我记事之后，父亲[FuQin]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的亲切、慈祥。那个时候，虽然他自己的生活特别困难，可他还是很乐于助人。让我印象很深的另外一点是他热衷于国是，他恨透了当时军阀的对外卖国、内部腐败和相互吹捧，为了研究救国的真理，父亲[FuQin]广泛地研究了当时各方面的思想学术。

　　在我出生之后的第二年秋天，父亲[FuQin]在广州参加了基督教的青年会，开始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父亲[FuQin]还开始研究佛经。1919年，父亲[FuQin]在基督教青年会做过一次演讲，题目是《一个人为什么会穷苦呢》。

　　大约是1925年，父亲[FuQin]刚刚从南方回到北京。1924年11月在北京成立了国会的非常会议，在随后的12月份拒贿议员召开的会议上，父亲[FuQin]被推举负责起草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提案。在提案中，父亲[FuQin]提出在国会非常会议之外，还应该成立一个国宪起草委员会。建议在民国二年和十一年制定的宪法的基础上，国宪起草委员会负责制定新的宪法。

　　因为制宪的一系列活动，父亲[FuQin]得以在北京停留较长的时间，我也得以跟父亲[FuQin]较长时间生活在一起。父亲[FuQin]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接触，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1927年初，父亲[FuQin]参加了浙江省临时政务委员会，最后到杭州临时省政府，那也是国共合作的产物，父亲[FuQin]当时是省政务委员会的秘书长。在政策方面，父亲[FuQin]总是和共产党的委员（比如宣中华、潘龙图等人）事前交换意见、密切协商，然后再按照国民党规定的纲领办事，合作得非常融洽。

　　当时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的斗争非常激烈。到了3月底，张静江得到蒋介石[JiangJieShi]的命令到杭州和国民党右派策划反共。4月10日，杭州的公安局长在上海领取了蒋介石[JiangJieShi]清党的密令，回到杭州，深夜就宣布戒严。11日上午，开始大搜捕，省政府被暴力解散。宣中华一度隐蔽了起来，4月14日，他在秘密赶往上海的途中被捕，在经过了残酷的审问之后，遭到了杀害。父亲[FuQin]当时也被拘留起来，因为国民党右派在宣中华的遗物中发现了宣称父亲[FuQin]为“真左派”的信件。

　　父亲[FuQin]被拘留了7天， 4月21日早晨，他被押送到南京。蒋介石[JiangJieShi]本来是想把父亲[FuQin]押送到南京之后就枪毙的，但是父亲[FuQin]过去的一个学生马文车恰好在蒋介石[JiangJieShi]的总司令部担任秘书处的处长，他看到要枪毙父亲[FuQin]他们的文件之后，私自压了下去，并积极活动营救父亲[FuQin]。

　　另外，蒋介石[JiangJieShi]的老师庄崧甫当时是浙江省的行政委员，他找到蒋介石[JiangJieShi]说，像沈钧儒这样享有很高社会威望的人，如果处决会对蒋很不利，所以蒋介石[JiangJieShi]只好把父亲[FuQin]释放了。1937年8月，父亲[FuQin]和共产党开始有直接的接触。从那以后，父亲[FuQin]跟共产党方面的联系就一直没有断过。

　　最年长的“七君子”

　　父亲[FuQin]因坚决反对蒋介石[JiangJieShi]的不抵抗政策，在上面讲的“四一二”政变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父亲[FuQin]被释放之后到上海担任上海法学院的教务长，同时还加入了律师公会，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1925年，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中国济难会”，1929年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募捐，然后用捐来的钱支持罢工运动、救助伤亡以及被捕的人。父亲[FuQin]跟“济难会”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律师的身份为他配合“济难会”的工作也提供了很多便利。从那一年起，父亲[FuQin]开始从事大量地营救被捕的进步人士工作。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被国民党7次抓捕，父亲[FuQin]则进行了7次营救。父亲[FuQin]常常为他们进行免费辩护，还亲自把他们保释出来。

　　在1936年11月23日凌晨2时左右，父亲[FuQin]忽然在上海的住所遭到公共租界巡捕房的逮捕，后来知道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等六个人也一起被捕。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被捕事件”。

　　被捕的当天下午，父亲[FuQin]等人在法庭上义正词严、据理力争，到晚上8点左右，七个人就都陆陆续续获得了保释。但是没过几个小时，法庭再次下了拘票。父亲[FuQin]到家后没有多久，就又被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