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党员人数已经比四大时增加了很多。会议进行时台下的座位都坐满了。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ZhongYang]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陈独秀的报告至今没有发现中文原件，目前我们[WoMen]看到的，是从俄文本翻译过来的。报告共分11个部分，即：“革命的形势及其发展和党的策略”、“关于资产阶级的作用”、“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土地问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军事力量和革命的社会力量”、“革命基地和西北理论”、“国民党问题”、“改组军队问题”、“建立革命民主政权”、“财政经济政策”。

　　陈独秀在报告中比较详细地回顾了中共四大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事件，系统阐述了党在这些事件中的策略方针及其得失，尤其对诸如三二○事件、北伐、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讲了自己的意见。

　　关于三二○事件，陈独秀说：“三二○事变发生的原因虽然很多，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阶级矛盾。”“在这个时期，党的策略并不是一致的。首先，我们[WoMen]党在广东工作[GongZuo]的同志和鲍罗廷同志的意见是，我们[WoMen]当时应采取进攻的策略。”“然而，党的意见是，当时不仅有戴季陶主义思想，不仅有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而且在他们后面还有整个资产阶级。我们[WoMen]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因此，党中央[ZhongYang]坚决主张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对此，陈独秀表示，支持党中央[ZhongYang]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并为此进行了辩解。他说：“我的意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也还没有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镇压。因此，我认为党中央[ZhongYang]的策略是正确的。”

　　关于北伐，陈独秀是这样分析“所犯的错误”的：

　　（一）尽管我们[WoMen]在原则上赞成北伐，但事实上我们[WoMen]从来没有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坚决地支持过北伐。

　　（二）我们[WoMen]把北伐看成是防御性质的，就是说，只看成是保护广东。我们[WoMen]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所以取得的成果不大。今后必须做到，如果原则上做出什么决定，就必须付诸实现，否则，决定与实践之间将永远有矛盾。

　　陈独秀在报告中还特别详细批评了“不很健全”的中央[ZhongYang]工作[GongZuo]。他说：

　　……我们[WoMen]的工作[GongZuo]仍然在开展着，九个中央[ZhongYang]委员是不够的。中央[ZhongYang]工作[GongZuo]更感到困难的是，甚至九个中央[ZhongYang]委员也不能经常在一起工作[GongZuo]，在中央[ZhongYang]一起工作[GongZuo]的只有两三个委员，有时只有一个委员。这样一来，中央[ZhongYang]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独裁。中央[ZhongYang]的工作[GongZuo]做得最好的是宣传工作[GongZuo]，做得最差的是组织工作[GongZuo]。出席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同志批评了组织部的工作[GongZuo]。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由我来主管组织部的工作[GongZuo]。后来，组织部实际上已不存在了，因为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在组织部里工作[GongZuo]过。不久以前，中央[ZhongYang]指派周恩来做组织部的工作[GongZuo]，可是上海事件爆发了，周同志又转做军事工作[GongZuo]，因而组织工作[GongZuo]又停顿下来了。职工委员会委员当中，李立三同志只是被算作职工委员会委员，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工作[GongZuo]。农民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和其他委员划分了各自的所在地，起初没有做任何工作[GongZuo]，而现在都聚集在武汉，开始了工作[GongZuo]。他们已讨论了土地纲领。宣传工作[GongZuo]虽然做得比较好，但事实上他们主要是做了出版工作[GongZuo]。党的中央[ZhongYang]机关报按期出版，并且翻译了十多种书籍。军事委员会只是做了技术工作[GongZuo]。妇女委员会只是增加了通告的数量，但这已经相当不错了；职工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连通告也没有发过。总之，党中央[ZhongYang]不很健全。我们[WoMen]党目前还不是一个有完善组织的党，而是各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地方组织比中央[ZhongYang]好些。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我们[WoMen]就只有各省的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WoMen]必须指派更多的同志到中央[ZhongYang]工作[GongZuo]，否则，我们[WoMen]就会面临危险。在组织工作[GongZuo]方面，最重要的是使中央[ZhongYang]成为强有力的中央[ZhongYang]。如果情况仍像现在这样，也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不能成为更强有力的机关，那下层组织的情况就会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