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8月，中央发布了一个[YiGe]文件，称这些知识分子接受了修正主义教育，所以需要“改造”，得面向农村、工矿或基层，这就是所谓的“三个面向”。1968年3月19日黑龙江省革命[GeMing]委员会上交了一份有关安置工作的报告，谈到大多数大学生都送到乡下去了，毛肯定了他们[TaMen]的做法。

　　本文摘自《失落的一代》，作者:[法]潘鸣啸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1968年刘少奇和邓小平被清除了。周恩来政治上勉强站稳了，不过明显地排在毛泽东的后面，而毛得到林彪领导的军队的支持。因此，伟大舵手成了活菩萨，靠着发表最高指示控制国家。

　　红卫兵[HongWeiBing]成了知青

　　虽然政治斗争与官僚政府机构瘫痪令遣送知青下乡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但宣传部门从来没有停止过给那场运动唱颂歌，特别是在1967年初当政府试图遣返逗留在城市的知青以后。这样有组织的再度掀起下乡运动正巧与红卫兵[HongWeiBing]运动的分裂消亡发生在同时。对最富有理想主义的人来说，前者应该被看作是后者必要的延续，是对毛式理想表忠心的另一种形式。1967年夏天起，也就是文化革命[GeMing]开始一年以后，一些年青人觉得红卫兵[HongWeiBing]被困在死胡同里，很失望，同时又看到不同派别的组织各自声称代表毛泽东思想，然后大打派仗，甚至武斗，流血，很无聊，他们[TaMen]都心灰意懒，于是开始寻找另外一条路子来搞革命[GeMing]。一个[YiGe]北京红卫兵[HongWeiBing]，造反派小头头，倡议创办红卫兵[HongWeiBing]大学，得到300名青年[QingNian]的支持。后来考虑了这项计划的具体细节，想到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GeMing]。他们[TaMen]必须首先实现思想革命[GeMing]化，与群众相结合。P.961960年代曾大肆宣传并树立了下乡运动英雄，这些年青人深受影响，他们[TaMen]因此决定走那些知青模范的路。他们[TaMen]之中只有10位是一直走到底的，其中包括发起者曲折，他的名字就意味着前面的道路曲折难行。他们[TaMen]向新成立的北京革命[GeMing]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去内蒙的一个[YiGe]贫困地区，并到一个[YiGe]牧民生产队去插队。当局不但很快就接纳了他们[TaMen]的要求，而且准备把他们[TaMen]树立为新典型，其他城市青年[QingNian]得向他们[TaMen]学习。他们[TaMen]获得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革命[GeMing]委员会在10月9日，他们[TaMen]动身出发的前夕，组织了欢送会。第二天，一些传媒报道了有关他们[TaMen]的消息，而11日这条消息就上了《人民日报》及其它报纸的头版[见刘小萌，前引，页110-113；曲折的见证：《草原启示录》，页1-6。]。一个[YiGe]月后，第二批为数1200名的北京理想主义青年[QingNian]步他们[TaMen]后尘出发去内蒙和东北[刘小萌，前引，页114。我们的一位访谈者就是那一批青年[QingNian]之一，见本书，页239。]。

　　1968年2月8日，又有一队55名首都青年[QingNian]上路，奔赴边疆地区，不过是在祖国的另一端，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他们[TaMen]1966年当红卫兵[HongWeiBing]大串联[为了推广文化大革命[GeMing]，毛在1966年6月提出让红卫兵[HongWeiBing]到全国去串联，由国家负责所有经费，包括旅费。年轻人们紧紧抓住了这一出乎意料的机会进行免费革命[GeMing]旅游，后来政府几经困难才得以终止这场代价不菲的运动。]的时候去过那边，之后就爱上了这块绝妙的热带土地。如今，他们[TaMen]决心与群众相结合，发展这个“落后”地区的橡胶业，于是就在1967年11月27日递交了一份申请给周恩来，告诉他：“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战场！”。周当天就作出批示表示支持。一到达目的地，他们[TaMen]就写报告刊登在《红卫兵[HongWeiBing]报》上，呼吁其他的同学仿效他们[TaMen]走同一条路[刘小萌，前引，页116-119；顾洪章等，《始末》，页101-102。]。另一位北京女学生决定回到大串联去过的一个[YiGe]地方插队。那是山西山区里很偏远的一个[YiGe]穷村子，当年她步行前往延安的路途中曾在那儿落过脚。后来，她离队只身回到那个村子去，请求让她留下像一个[YiGe]穷苦农民那样生活。她的北京同学把她叫了回去，可是她很快就厌恶了红卫兵[HongWeiBing]的所作所为，这次她正式打报告要求回到那个村子去。她还将原来的名字“蔡玉琴”改作“蔡立坚”，以示自己的坚强决心。由于父亲是个模范工人，她从小就接受严格的中国革命[GeMing]理想主义教育。她终于在1968年3月回到了那个村子安家落户。P.971968年7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当地报纸一篇报道她的事迹的通讯，她因此就成了全国知青先进典型[刘小萌，前引，页119-121；顾洪章等，《始末》，页98-99，以及肖复兴，《绝唱：老三届》，页3-18。]。

　　这几位下乡先锋虽然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还被用作宣传，但仍然属于自发行为。有组织的运动是在1968年间逐渐形成气候的。当时，老三届的学生本该在1966和1968年之间中学毕业，碰上文化革命[GeMing]，就既不能升学也没法找工作，当局需尽全力安置他们[TaMen]。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因为政治动乱引起了工业生产下降。然而，如果就此来解释毛动用手段仅仅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那就错了。事实上，有关的第一个[YiGe]决定是安置1966年大专院校的应届毕业生。这些学生不多，把他们[TaMen]分配在各自的专业部门，本来不会产生任何就业问题。但到了1967年8月，中央发布了一个[YiGe]文件，称这些知识分子接受了修正主义教育，所以需要“改造”，得面向农村、工矿或基层，这就是所谓的“三个面向”[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22-23。]。1968年3月19日黑龙江省革命[GeMing]委员会上交了一份有关安置工作的报告，谈到大多数大学生都送到乡下去了，毛肯定了他们[TaMen]的做法，还明确指出安置问题不仅涉及大学生，也涉及中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