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ZhaoKai]的全国代表[DaiBiao]大会，便是1928年在苏联首都莫斯科近郊召开[ZhaoKai]的党的六大[LiuDa]。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急剧逆转。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须直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然而，这时的党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如何认识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思想异常混乱。1927年11月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错误，更加表明正确估计形势、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这就迫切需要召开[ZhaoKai]一次党的全国代表[DaiBiao]大会认真加以解决。

　　党的六大[LiuDa]的召开[ZhaoKai]，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八七会议即提出过召开[ZhaoKai]六大[LiuDa]的问题。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召开[ZhaoKai]六大[LiuDa]的决议。1928年1月1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ZhaoKai]会议，又一次讨论召开[ZhaoKai]六大[LiuDa]的问题。会议决定大会召开[ZhaoKai]的时间是3月底。

　　此时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瞿秋白曾提出在澳门开会，多数人主张在香港，但最后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正在踌躇之际，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GuoJi]第四次代表[DaiBiao]大会和共产国际[GuoJi]第六次代表[DaiBiao]大会将分别于1928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ZhaoKai]，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DaiBiao]团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GuoJi]的及时指导，因此认为代表[DaiBiao]大会在苏联境内召开[ZhaoKai]比较合适。3月，共产国际[GuoJi]来电表示同意。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ZhaoKai]六大[LiuDa]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

　　会议地点确定了，但会议代表[DaiBiao]的推选，又费了一番周折。

　　早在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就通过《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DaiBiao]大会之决议》，六大[LiuDa]进入实际准备阶段。该决议规定了六大[LiuDa]代表[DaiBiao]的选举办法:一、“各省党部得选举有表决权的代表[DaiBiao]”；二、“各省党部选派代表[DaiBiao]以500党员选出一代表[DaiBiao]为标准，500人以下的党部，亦得选一有表决权的代表[DaiBiao]；无表决权的代表[DaiBiao]各省党部亦得选派，但必得中央的同意”；三、“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如果没有被某一省党部选为代表[DaiBiao]，因而无表决权，则可以无表决权的参加大会”；四、“共产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派5人出席大会”；五、“出席大会代表[DaiBiao]必须入党一年以上的方能当选”。

　　但直至3月底，开会地点才最终确定在莫斯科。但由于当时环境十分险恶，加上时间仓促，4月份代表[DaiBiao]就得启程，而这时多数省份还没有选出代表[DaiBiao]，因此来不及按照原选举办法进行选举。3月15日和4月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两次开会讨论六大[LiuDa]代表[DaiBiao]名额的分配和代表[DaiBiao]人选问题，传达了共产国际[GuoJi]的意见。共产国际[GuoJi]提出代表[DaiBiao]人数应为100至110人。根据这个总人数，会议决定党员多的省份和大省，每500名党员选派1名代表[DaiBiao]，各省青年团出席人数为广东、江西、湖南、江苏、顺直等省各2人，河南、山东、陕西、四川、福建、浙江、满洲等省各1人。会后，正式发出通告给各省，进行代表[DaiBiao]的推举。而据李维汉回忆，“除了广东、河南等省的代表[DaiBiao]是开会选出来的，其余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

　　正如周恩来后来总结的，确定六大[LiuDa]代表[DaiBiao]人选的工作是有缺点的，主要有两条:一是太重视工人成份。工人代表[DaiBiao]要占多数，这是可以的。但是，大革命中工人干部牺牲很多，有些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又调不出来，所以很多是从支部中找来的代表[DaiBiao]。大革命后，支部负责人都是新的，老的都牺牲或离开了，所以许多人是很弱的，经过大革命锻炼的人不多。二是没有把当时有革命经验的干部集中起来参加六大[LiuDa]。如果多去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就可以多反映一些实际问题和意见。但当时觉得国内工作更重要，许多同志就没有去。

　　六大[LiuDa]代表[DaiBiao]确定后，怎样才能安全地到达莫斯科？这在中苏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中国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情况下，是一个难题。

　　为了保证代表[DaiBiao]们安全抵莫，共产国际[GuoJi]和苏联共产党给予了大力支持。共产国际[GuoJi]驻中国代表[DaiBiao]米特凯维奇参加了大会的准备工作。共产国际[GuoJi]工作人员洛蜀莫夫具体负责保证代表[DaiBiao]们旅途安全。他们和中共中央密切配合，在哈尔滨和满洲里等地安排了地下交通站，接送代表[DaiBiao]们过境。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各省出席中共六大[LiuDa]的代表[DaiBiao]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到达上海。代表[DaiBiao]们被编成若干小组，或乘苏联商船到海参崴，然后从那里过境，改乘火车赴莫斯科；或乘船去大连，在大连转乘火车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北上满洲里，从那里偷越国境进入苏联，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因为苏联商船较少，多数代表[DaiBiao]都是走上海—大连—哈尔滨—满洲里的路线。走这条路线危险重重。一路上经常会遇到国民党军警特务和日本警察暗探的跟踪盘查，应对不力即有被捕的危险。

　　一路上颇为危险的是周恩来夫妇的经历。邓颖超曾专门撰写《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一文，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回忆。那是1928年5月初，他们夫妇扮作古董商人，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周恩来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做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周恩来回答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周恩来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这几个人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到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周恩来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对于这些人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镇定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