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线。然而辛亥革命后，四川人民遭受的苦难却远超其他各省，因而迫切需要另寻改造社会的道路。四川先进知识分子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一使命。他们或出川求学，或留川探索，通过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成功范例，结合四川社会现实，准确地判断出中国和四川的出路是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革命道路，因而自觉地致力于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组织。

　　1912年之后的20年内，四川就爆发470多次战争。地主、军阀、官僚三位一体，政治上残酷统治，经济上横征暴敛，使四川成为当时中国最黑暗、最混乱、封建压迫和剥削最严重的省份。原本广泛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四川人民，在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不得不进行新的探索。因此，四川的先进分子热情百倍地投身学习研究和宣传新文化运动中，以极其开放的心态欢迎新思潮，涌现出李劼人、王光祈、周太玄、陈愚生等一大批先进分子。特别是吴虞，被陈独秀称为“蜀中名宿”。新文化在四川的传播，为寻求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创造了有利条件，最终为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良好的铺垫。

　　成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是《国民公报》。1917年12月18日的《国民公报》首次对俄国十月革命进行了报道。十月革命的消息在四川引起震动，当年陈毅就读的四川工业学校学生就曾为此进行过激烈辩论。在这种背景下，四川的先进分子开始把救国救民活动转向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期望通过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仿效俄国革命道路来解决中国和四川的问题。

　　四川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先驱王右木，于1920年底在成都组建了四川最早的马克思读书会。1922年2月7日，王右木创办并主编《人声》报，旗帜鲜明地宣布其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来解释、讨论和解决中国一切建设问题。王右木联系和团结了四川一批进步青年，成功地领导和组织了四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初步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

　　同时，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青年运动的先驱者恽代英和萧楚女，也先后来到四川，以教师的身份在泸州、重庆、万县等开展革命活动。吴玉章、王维舟也在达县、重庆、宣汉一带展开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

　　据“四川四人”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递交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记载，1920年3月12日，四川重庆地区建立“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其组织机构分书记处、宣传部、财务部和出版部四个部分，在成都、叙府、雅州、顺庆、重庆等地各有一个分支机构，重庆是总的组织。该组织共有40多个正式成员。

　　1921年冬，成都青年学生李硕勋、阳翰笙等，根据《先驱》刊登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自发组建了四川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2年5月，恽代英在泸州建团；1922年10月，周钦岳、唐伯焜在重庆建团。此后不久，内江、万县、南充、宜宾、綦江社青团也纷纷建立。

　　1923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王右木在成都秘密建立起四川第一个中共党组织——中共成都独立小组。与此同时，吴玉章、杨闇公等也在成都筹备并建成另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中国YC团（又称“中国青年共产党”）。1924年初，吴玉章、杨闇公等得知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毫不犹豫地解散自己的组织，按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加入其组织。四川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革命洪流中这种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赢得了世人的称颂。

　　在地理偏僻、政治经济条件都十分落后的四川，没有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对共产主义运动道路的不懈探索，最终成功创建了共产主义组织。这说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建本身就是一个群星并起、殊途同归、万流归宗的过程，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诞生是历史的必然。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