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两天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有关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竟有20多种不同的说法。直到半个多世纪后，一位学者才着手重新考证，确定中共诞生的确切日期，成功解决了这一历史悬案。他就是著名党史专家，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邵维正。

　　1978年，解放军后勤学院恢复重建，邵维正奉命从西北调到学院从事中共党史教学。不久，胡乔木倡议编写一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邵维正被借调到写作班子。深夜，当一本本厚厚的资料进入脑海之后，邵维正被革命党人的业绩感动的同时，也被党在创建时期一些 “悬案”困惑着，不由得心情沉重起来。

　　然而，真正的沉重是一则来自巴黎东方学者29届大会上的历史资料。1973年，台湾反共学者郭华伦在大会上提交一篇论文，嘲讽和攻击说：“自1921年到今天，中共已有52岁了，可是还弄不清它是哪一天出生的，好像无父母的私生子，被人随便冠以生辰，说来也实在可笑……”

　　邵维看到这篇文章，十分气愤，于是，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考证一大的艰难路程。

　　包惠僧：老朋友又来了

　　邵维正的查证工作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访问亲历者和知情人，另一方面是查阅原始资料。当时在世的一大亲历者有包惠僧、刘仁静和王会悟。访问包惠僧不算太困难，虽然已是85岁高龄，谈起往事滔滔不绝。由于去的次数多了，包老曾幽默地说：“老朋友又来了。”邵维正记得最后一次时，老人精神还挺好，不料仅过了12天，包老就因病与世长辞了，邵维正深深感到抢救活资料的重要。

　　为了寻访刘仁静，邵维正也费尽了周折。好不容易找到了，老人却十分拘谨，总说：“年龄大了，记不清了。”邵维正一次又一次造访，从拉家常说起，老人思想上的戒备渐渐少了。当邵维正问到“您是怎样从北京到上海去参加一大”时，刘仁静沉思片刻，冒出一句：“我记得好像先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后去的上海参加一大。”一条宝贵线索，邵维正决心以此为突破口。

　　他接连跑了几天档案馆、图书馆、资料室，终于在一个图书馆的书库中找到了1921年出版的《少年中国》。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刘仁静于7月2日由北京到达南京，后赴沪。邵维正十分激动，认为刘仁静到上海只能是7月6日以后。

　　王会悟是一大筹备者李达的夫人。当时，她身体衰弱，就在病榻前，邵维正进行了访谈。

　　此外，邵维正采取了一个“笨办法”，即穷尽式地查阅，凡是有可能找到的与一大相关的报刊和资料，如《新青年》、《共产党》月刊、《每周评论》、《民国日报》、《申报》等，都不放过。

　　俄文报告仅是孤证

　　陈毅担任上海市长时，也做过一大的考察工作，曾把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释放出来，并找到王会悟。但她们只确认了一大的会址，对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未能讲清。

　　从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移交的部分共产国际档案中，邵维正查到一篇极为重要的俄文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没有署名，未注明日期。文章记述了中共一大召开的经过，从文中谈及马林和尼柯尔斯基“给我们作了宝贵的指示”这样的语气来看，作者可能是一大代表，是一份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开头部分，就很明确点出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时间：“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6个小组，有53个党员。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详细占有资料，仅仅是考证的开始，不能抓住一点史料就匆忙下结论。关于一大的这份最早的文字材料是孤证，邵维正不敢草率定论。

　　旧报纸翻出“情杀案”

　　资料收集整理告一段落，邵维正排出每个代表的行踪和到沪的时间，证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各地代表“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的记载。同时，几乎所有有关回忆都说一大在上海开会的最后一天，受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但又都没有记载确切的日期。

　　据陈公博的回忆：“7月31日那天早上，我在睡梦中忽听到一声尖叫……”周佛海也回忆说：“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大东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了一件奸杀案。”邵维正想：案件与中共一大风马牛不相及，在性质上没有任何联系，但时间上的巧合，对考证一大日期还是有用的。通过逐日翻阅上海的几家报纸，邵维正很快在《申报》等报纸上查出“大东旅馆发现情杀案”的记载，发生的时间，确系1921年7月31日凌晨。

　　从“情杀案”发生的时间证明一大会场受到侵扰是在7月30日，无疑这就是一大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邵维正分析说：“有了这个日期，就可以向前推算：一大在上海开了6次会，每天1次，加上两天起草文件，共计8天，7月30日向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向后推算，一大会场被搜查后，代表们很着急，连夜开会商议，第二天转移到嘉兴南湖，又开了一天会，一大闭幕当是7月31日。”依据各方面参考材料，邵维正列出了有明确日期、地点、会议次数和主要内容的一大日程表。日后，有人笑言，邵维正从一桩“情杀案”里查出了党的诞生日。（余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