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自首法》的颁行和“反省院”之设立，效用是非常明显的。张学继、张雅蕙所著的《陈立夫大传》中说，这之后，“干部党员牺牲的不计其数，自首叛变的情况也到处发生。在城市，情况更为严重。”

　　几年前，我到台湾开会。主办方安排大陆与会者去了趟台北市著名的诚品书店。时间短促，我只挑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万亚刚的《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从李敖所作的序中可知，作者万亚刚本名万大鋐，1928年19岁时，即进入陈立夫的“中统”，直到59岁退休，凡40年。在“中统”，万氏历任科长、晋陕豫边区专员、调查局主任秘书等职。抗战期间，曾潜入“红色圣地”延安，并安插特务到抗大“潜伏”。这种经历，使得他对国共两党的恩怨所知颇深。《国共斗争的见闻》是万氏相关文章的结集。从集中一些文章看，晚年万氏，坚决反对“台独”，是铁杆的“统派”。这且不谈。集中有一篇《谜，还是谜》，谈的是瞿秋白之死。文中有这样一段：

　　瞿秋白之死，在我心中成谜，起因于我对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政策的了解。在政治斗争场合，凡是占上风者，对待敌人往往宽大，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亦然。中统成立于一九二八年，专职对付共党的地下活动。由于共党的地下组织非常严密，所以工作很吃力，成绩亦不好。一九三年建议对共党分子采宽大政策，由政府颁行“处理共党分子自首自新办法”，以后就按照这个办法，对付共党分子以争取“转变”为主。在抗战以前，国民党的声誉，和共党在建国初期一样，如日中天，全民爱戴，所以争取共党分子转变并不困难。即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而论，有三分之一以上，被捕后转变，成为中统的成员。这些从共党过来的人，熟悉共党的地下活动，由于他们的指引，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底，将共党设在上海的地下总部和其他重要机关，全部破获。追源溯因，都是宽大政策之功。

　　万氏的意思是说，瞿秋白被捕时，国民党已对捕获的共产党实行“宽大政策”。依常理，瞿秋白不应该被处死，这个问题也姑且不论。我感兴趣的是万氏所说的这“宽大政策”本身，以及这政策产生的效用。

　　要说清这政策如何产生，还得从国共合作的破裂说起。

　　【鲍罗廷依靠的“革命先锋”】

　　由于孙中山力排党内非议，坚决主张“联俄容共”，1923年，国共开始了第一次的所谓“合作”。此次“合作”，如14年后的第二次“合作”一样，为中共提供了发展壮大的广阔空间。1927年4月，挥师北伐而“伐”到南京的蒋介石决定“清党”，意味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清党”，不仅是要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还要斩尽杀绝。从此，也就开始了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相互杀伐。

　　国民党的“清党”，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在两党“合作”期间，中共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大力从事社会活动，尤其是北伐开始后，中共在国民革命军经过和占领的地区开展的工农运动，是导致国民党下定“清党”决心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内部本有左右两派，蒋介石本属国民党内的“左派”。中共热衷工农运动，蒋本来并不反对。正如杨奎松指出的，蒋介石早年也受过激进思想影响，因而也长期赞成和拥护“扶助农工”的政策。所以，这时期，蒋介石与中共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应否“扶助农工”，而是如何“扶助农工”。（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54页）

　　显然，这时期中共“扶助农工”的方式，以及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令蒋介石无法认可。

　　中共视唤醒和发动工人阶级为基本使命。在此期间，中共在那些能够开展工人运动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党理念，积极地行动着：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等。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透露，其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