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莫斯科机场，一个人手持护照，怀揣笔记，惶恐不安地盯着警察，怕他怀中记载与苏联政府有不同看法的秘密被发现。几次心惊肉跳之后，载他飞往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飞机终于翱翔天空。这个人就是斯大林奖金、功勋奖章和劳动红旗奖章获得者、出生在乌克兰的苏联化学家米哈伊尔·阿·克罗契科。几天之后，他向加拿大政府申请政治避难获准。两年后，他撰写的《一位苏联科学家在中国》出版，追忆了他1958年、1960年两度作为援华科学家在中国的经历。

　　关于当年苏联专家在中国，据说有一个真实的故事。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北京的一位工程师说苏联专家并非个个都是好人。当时中苏正处于蜜月期，工程师自然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发配东北。1965年，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工程师又说苏联专家中也有好人，再次因言获罪，“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发配青海劳改（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第3－4页）。苏联专家是苏联应中国政府要求派华援助建设的高级专业人才，他们到中国来，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也不是来“夸夸其谈”，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他们要把“所有的一切知识和技能告诉中国人”（沈志华书，第80页）。但正如那位因言获罪的工程师所言，苏联专家并非个个都是“好人”。有些人来到中国，居高临下，趾高气扬，自以为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也并非个个都是具有真才实学的顶尖人才，一些根本没有水平的所谓专家“敢来”中国，是因为他们以为中国科技水平极端低下，与中非某个国家相差无几（第3，18－19页）。

　　应邀来华到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指导工作的克罗契科，显然既是要真心实意帮助中国的“好人”，又是高水平的专家。他从1930年起，就在苏联科学院普通化学研究室工作，主要从事理论化学和无机化学研究，是稀有元素专家，1948年获得斯大林奖金。

　　克罗契科工作之外，首先关注的是中国的科学与科学家。他了解到中国的科学水平、实验设备与苏联差距并不大，如中科院化学所绝大多数科研人员的业务水平“绝不次于那些在地方学院教书的苏联教授”，骨干人员中至少有五六人与莫斯科大学博士学位者获得者“不相上下”（第10页）；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的高级成员和苏联冶金研究所的同行相比，“在业务上毫不逊色，只是人数上少一点”（第74页）。他也知晓苏联政府并不真心实意将一流的专家派来中国，“除非指名道姓地要求”派谁来。于是，他建议中国科学家自己组建班子，用自己的相关人才从事研究，“积累有用的经验，培养自己的人才”（第18页）。但中国人似乎缺乏自信，总是向苏联寻求帮助，而且希望苏联专家“是某种魔术师，能在几分钟里解答他们提出的所有纯粹科学或是应用科学中的各种问题”（第20页）。

　　克罗契科对五花八门、大大小小的政治会议对中国科学家科研工作时间的侵占非常不理解。在他的祖国，“政治会议至少是不允许在工作时间举行，所以不至于威胁本职工作”。而在中国，因为政治会议，在工作时间内“几乎完全不可能在一个人通常工作的地方找到他”。1958年上半年，克罗契科计划在北京作十二次演讲，“唯一的困难”就是不计其数的大小会议使演讲不能正常进行。开始每周两天开会，以后增加到三天，最后几乎每天开会，“这样中国科学家不得不在夜里搞研究。我的演讲只好延期，有时是无限期的延期”。对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也许是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杜润生的访苏报告，“院内所有的人都得去听”，“安装在走廊里的大喇叭在大声嚷嚷”，“杜同志的讲话滔滔不绝，持续了整整一天，只在那雷打不动的午饭时间才安静了一会儿”。克罗契科很纳闷，“那家伙还好意思称自己是党的书记，为了搞个破运动，竟能让数千职工整天不干活！”他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他就不能把他的报告精简成一个或两个小时，或者在工作之余再去报告，或是把他的报告打印出来再分发给大家”（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