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7月,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游人如织。纪念馆办公室主任于永成告诉记者,自去年以来,纪念馆60%以上的观众并非集体组织参观,而是自由散客。在二楼,一组逼真的蜡像成为纪念馆重要景点。由于中共一大举行年代较早,没有留存下完整的实物和图片资料。这组蜡像为人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十五人围桌而坐,居中者毛泽东,是全场唯一站立发言的代表。讲解员介绍,毛泽东当时担任会议记录,在会上确实作过一次发言。他报告了长沙党组织的建立情况,主要工作,活动方式和经验教训。

　　关于毛泽东在一大会上的情况,很多代表后来都有回忆。刘仁静回忆:“毛主席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包惠僧回忆:“我对毛泽东当时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

　　在战乱伴随价值观激烈交锋的年代,中共一大会议聚起的这帮年轻人,选择了不尽相同的道路,走向了不同的命运。在讲解员口中,“成王败寇”的思路似乎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其中几位脱党人士被冠以“叛徒”之名,以背对观众的形式出现在蜡像群中。

　　党史专家信洪林并不完全赞成“叛徒”的说法。他认为,除了极个别人,大部分脱党人士退出党组织,是由于党内政见不合、文人意气用事,并不足以据此评判其道德高下。中共一大代表们生平简介如下:

　　张国焘(1897——1979),北京代表,在一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负责组织工作。1935年,红军长征时,进行分裂党和红军活动。1938年被开除出党。1979年在加拿大病逝。

　　李达(1890——1966),上海代表,在一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负责宣传工作。1923年和陈独秀、张国焘发生矛盾和冲突而脱党。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入党,后任武汉大学校长。1966年于武汉病逝。

　　李汉俊(1890——1927),上海代表,1924年脱党,后任上海大学教授,湖北教育厅长。1927年在武汉遭军阀杀害。

　　董必武(1886——1975),武汉代表,后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1975年在北京病逝。

　　刘仁静(1902——1987),北京代表,1929年赴苏学习,因参加托洛斯基派别组织被党开除。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1987年在北京去世。

　　陈潭秋(1896——1943),武汉代表,后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9月在新疆被捕,次年在乌鲁木齐狱中被害。

　　陈公博(1890——1946),广州代表,1922年秋脱党。1938年投敌,追随汪精卫政府。抗战胜利后,以叛国罪被判死刑,1946年在苏州被枪决。

　　周佛海(1897——1948),旅日代表,1924年脱党。1938年投敌,追随汪精卫政府。抗战胜利后,以叛国罪被判无期徒刑,1948年在南京狱中病死。

　　何叔衡(1876——1935),长沙代表,后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1935年2月,在福建上杭牺牲。

　　包惠僧(1894——1979),受陈独秀委派出席一大会议,1927年脱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在北京病逝。

　　王尽美(1898——1925),济南代表,原名王瑞俊,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尽美,有志于“尽善尽美唯解放”。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5年8月,在青岛病逝。

　　邓恩铭(1901——1931),济南代表,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在济南被捕,1931年4月在济南被害。

（卞文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