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是张作霖意气风发的一年，也是他生命的倒数第二年。这时候的张作霖已经掌控了北京，就任了大元帅，实际上行使了大总统的职权。因为张作霖的关系，沈阳的报纸把目光聚焦在了北京，而沈阳的新闻也随着张作霖的脚步蔓延到了北京。而就在这一年，张作霖逮捕了李大钊，将这位不屈的共产党人送到了绞刑架上，一时间，天地作哀色。而张作霖老家沈阳却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游行，规模之大让上海的报纸也为之留了一大片地方来报道。

　　张作霖不顾社会谴责

　　李大钊英勇就义

　　1927年4月6日，北京城里似乎一切都很平静，然而这种平静下却酝酿着暗涌的波涛。这一天，李大钊被捕了。这样的事件虽不是发生在辽宁地界上，可是李大钊的命运却被扼在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手里。 4月28日，张作霖不顾社会的强烈谴责，将李大钊等被捕者送上了刑场，等待李大钊的是一台冰冷的绞刑架。然而这样的威胁并没有冷却李大钊满腔热血，他临刑前慷慨激昂，他坚定地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能得到光辉的胜利！

　　就在李大钊被捕的第二天，各地的报纸都纷纷将目光聚焦在了这件事情上，也正是因为报纸的及时记录，我们得以复原当时李大钊被捕及就义的情形。

　　上海《申报》1927年4月7日《本馆要电二》中《奉军大搜俄使馆——现尚在看守中》：“今日奉军三四军团部宪兵警厅侦缉队便衣探共三百余、衣上悬红绳为符号，携械入东交民巷，包围苏俄大使馆毗连之中东路局驻京办公处及远东银行。”根据报道，这次一共搜出了步枪手枪四十支、数十枚炸弹，还有很多宣传品，一共抓走了24个中国人、30个俄国人，这些人都在警察厅关押着。其中，这些人里也有李大钊。随着事件的发展，紧跟着的新闻中则披露了随后俄使馆也被搜查了，被逮捕的人数持续上升。

　　同一天，《申报》的新闻继续跟踪这件事，有个新闻标题为《李大钊亦被捕在内》，这个新闻细节非常详尽，搜查当天，“先将各门防守(控制)，而后拥入(俄使馆)，闻有枪声一响”，一声枪响之后，有一个俄国人被拽了出来，随后被押送到车上载回了警署。当搜查的消息传出去后，有很多中国人、外国人聚集在大使馆门口围观。据这些围观者的描述，被拘的人从使馆里押出来时，其中大多数“安静步出”，只有几个人抵抗特别厉害。伴随着闹哄哄的搜查，人们正不知所措时，突然不远处起火了，原来是“前俄卫队所驻之屋忽然起火……”有人怀疑这是俄国人自己点的火，为了防止搜出什么。结果当火被扑灭后，奉军果然从屋子中搜出了很多小红旗。

　　可是事情发生时，虽然大家都知道李大钊被捕了，可没人敢确定李大钊的命运如何。

　　4月29日的《申报》爆出了一个惊天大消息，也是让所有革命者们悲痛的消息——李大钊被执行死刑了。报道为《李大钊等已执行绞刑》：“今日(4月28日晚8时，因为新闻报道有滞后性，所以报的是前一日的事情)，军法判决绞毙李大钊等二十名，已执行。”和李大钊共同被剥夺生命的，还有其他十几人，报纸上详细列出了名单，有“谭祖尧、谢伯俞、邓文祥……”其中还有几位女士，李银莲等也都在地方厅看守所绞毙。

　　在他们执行死刑后，《申报》继续报道了这些人的安置，“李等棺木二十具，今日酉刻排列看守所门前，罪状明日公布。 ”

　　关于这件事，《盛京时报》的记载更为详细。从4月8日起就有报道，直到5月7日，大约共有10余篇事件经过的报道及评论，均被放在了显要位置。 4月8日的《盛京时报》中外要闻栏目及时地爆出了一则消息《安国军包围俄使馆》：“安国军于本日旁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交民巷(东交民巷)之俄大使馆，实行检查异常严密。 ”消息称，当时搜捕出了很多人，还有各种旗子及宣传品，至于搜捕的原因，则是这些人想“谋乱北京治安”。他们还查出了一份共产党员名单，这时候才大惊原来“京中党员计四万人”。

　　李大钊被捕的消息直到4月10日才在《盛京时报》上有所体现，这天的报纸上共有两篇文章、一幅图片描述当时情景。《逮捕党人之经过》中详细写了张作霖的“伏兵包围计划”，还大赞这计划“让人叹服”。在《党员欲逃无路》中，则谈及李大钊被捕后，因为看守严密，他已经无路可逃。报道还爆料说，张作霖“因此案关系紧要，决定亲加审讯”。

　　4月29日的《盛京时报》则在最显眼的位置刊登了一幅李大钊的小像，旁边写着“李大钊等二十人执行死刑矣”(如图譺訛)，消息称，“党案昨经判决，李大钊以下二十名均处死刑，已于本日(28日)午前执行。 ”

　　李大钊的妻女后来被释放了，可娘仨回到家后的日子却并不好过。这件事也被记载在了报纸上。随后在当年5月4日的报纸上有则新闻《李大钊遗族之悲惨》就叙述了这种窘境。李大钊被执行死刑六个小时后，他的妻子赵氏和两个女儿就被释放了。当赵氏听到李大钊被绞死的消息后，曾经昏迷三天。而据报纸消息称：李大钊“本遗腹子，既无兄弟、又无叔伯，现仅有乃舅周某代为照料家务。 ”李大钊有三子二女，最小的儿子还在襁褓之中，加上家里也穷，境况凄惨。虽然有章士钊夫人吴若男前去探望，但是因为有警察局的监视，李家人非常不自在，于是恳求新闻媒体能够代为怜悯，请求警署将监视者们撤去。

　　看到李大钊妻儿的惨况，李大钊曾经教书的各学校都准备将拖欠的工资赶紧补上，“北大欠两年以上，其余各校亦在一年有余。 ”工资补给赵氏之后，将用作李大钊的丧葬费用及子女的教育费用。

　　现在有学者研究，说李大钊行刑的那台绞刑架是张作霖专门从外国订购的，为的是李大钊不同意枪决，而希望接受绞刑，这些资料在报纸上尚未找到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