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是9月下旬在甘北榜罗镇一次只有少数中央常委参加的临时会议上，决定改变前定的“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的。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9月12日在俄界会议做出打到外蒙边界去的决定时，他们还不清楚路经之处会有一块可以立足的根据地。既然打到苏蒙边境去，是为了保存剩下的这数百干部和几千战士，有了这样一块根据地自然也就达到了当初决定的目的，改变原先的决定是很自然的。

　　从另外的角度考虑，北上苏蒙边境寻求帮助，尽管是万不得之举，总是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贸然行动，张国焘所谓可能危及苏联外交的说法并非虚言恫嚇，能不去自然也就暂时不去了。而且，在1932年底中苏复交，苏联政府与南京政府之间的关系日渐恢复的情况下，苏联是否能够象当年支持国民党和如今支持盛世才那样，毫无顾忌地援助与南京政府完全处于对立地位的中国红军，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明白。因此，基于种种考量，做出这样的决定纯属情理中的事情。当然，中共中央绝不会放弃“打通国际路线”的想法。在这次中央常委会上，人们一致决定，一方面以陕北苏区为自己的立脚点，一方面得机会时还要再派支队去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国际援助。1

　　能够在陕北找到一处立脚点，这对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来说，确实可以说是喜从天降。自西征以来，中共中央虽然知道红二十五、二十六两军在陕甘活动，却始终不知道在陕北有着这样一块根据地。经过一年时间，长途跋涉两万余里，抛头洒血，饥餐露宿，一路鏖战之后，中央红军已经从80000余人战至数千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部队损失殆尽，此时之红军可谓精疲力竭已至极点。

　　自腊子口一役后，仅有的数千红军减员竟又“超过一千五百人”，使中共领导人深感震惊。就连毛泽东也叹息道：损失比例如此严重，就是过雪山草地也未曾有过。2由此可见红军疲劳之甚。再向前去，特别是要通过人烟稀少，寨堡林立，少数民族较多的甘西或宁夏，结果如何却更难预料。因此，就军事领导人而言，迅速找到一处立脚点歇下来，远比打通苏蒙边界更迫切、更重要。当他们意外得知陕北有一根据地之后，可以想象他们会有多么惊喜。红军实在太需要休整了！10月中旬，中共中央当机立断，迅速带领中央红军摆脱追兵，开进了陕北苏区，停下来不走了。

　　但是，陕北苏区是否真的能够成为中共中央的立脚点呢？它会不会又成为第二个江西苏区呢？这一切归根结底仍旧取决于国共两军之间具体的力量对比。而这时中央红军，即陕甘支队只剩下大约四五千人，加上刚从陕南苏区转进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与原在陕北苏区的红二十六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合起来也只有一万人之谱。可国民党方面，仅驻扎在陕甘一带的由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就有十几万人，连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其他杂色部队，及已经尾随追至甘肃北部的蒋系王钧及毛炳文部的几个师，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人。双方力量极为悬殊。

　　不过，这时有两个条件对红军是有利的。

　　第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已经不把北上红军视为追剿重点。蒋介石这时明确认为：“由毛泽东、彭德怀等率领向甘肃逃窜”的红军只是“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仍旧留在川北和川甘边境”，国民党军队需要重点对付的应当是这支红军。至于对毛泽东所率领的小部分红军，目前只是要留意不要让他们“回窜出来”。3

　　因此，蒋虽于10月1日宣布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实际上一切军事均交给代总司令张学良处理，自己则亲往成都指挥围剿红四方面军的作战行动。故中共中央这时注意到，国民党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已经“告一段落”，特别是国民党中央军已经不再积极跟进，“现进攻我们的主力是张学良，指挥是亦是张学良”。其次则是原来属于西北军的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是杂牌。而对付张学良、杨虎城这样的地方军阀武装，在红军看来要容易得多。

　　第二，由于红军武器落后，弹药匮乏，在江西苏区反“围剿”战争中吃了国民党堡垒阵的大亏，中共中央最担心的就是国民党的“堡垒主义”。他们之所以急于取得苏联援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必须取得先进的“技术工具”，比如飞机、大炮，才能“粉碎堡垒主义”。如今，要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能否粉碎国民党的“堡垒主义”又成一大难题。但毛泽东很快就注意到：陕北、甘北地处黄土高原，既少树木，又少石头，故“敌人要想象中区那样依靠垒堡垒是比较困难”。

　　既然国民党很难实行堡垒战术，作战部队主力又是战斗力不太强的国民党杂牌军，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自然胸有成竹。他们不仅不担心自己的力量过于弱小，相反，毛泽东雄心勃勃地提出：目前时期以吴起镇为中心向西在甘北发展，整顿部队，扩大红军；然后向南进攻张学良、杨虎城，连接仍旧存在于陕南的另一块苏区，因为“杨、张是好对手”，容易对付；待黄河结冰后，再进一步向东进攻山西的阎锡山，使陕北苏区成为跨越陕甘晋三省的大根据地。

本文摘自《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作者：杨奎松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