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次会后，连续好多天，差不多20天吧，他们一直在清算我。

6月25号那天他们宣布不再辩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搞阴谋了。我其实不是那种很倔的人，脾气还比较好，思想上也不是很固执。比如一开始对蒋南翔、对校党委的态度，感觉自己跟中央的部署不一样了，时间不长也就一个星期，很快就转过来了。反过来，我认为正确的东西就会坚持下去。

我先跑到北京市委，后到中共中央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反映问题。人家说，你们学校的情况我们记下来了，会向有关方面汇报。后来我就不想回去了，到孟家驹家里呆着。大概是第三天，工作组通过孟家驹给我传话，再三向我保证，说你回来，绝对保证你人身安全，绝对保证你自由。我就回去了，刚进校门，蹭，四个人从两边就强行贴上来，你不管到哪里他们都跟着，但是还允许我走动。我就天天贴大字报，从6月28号到7月3号，每天贴一张。

这时，工作组开始说我是反革命，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后来他们也没说这是怎么决定的，也没有什么书面决定或通知，说给你戴什么帽子，根本没有。叶林虽然是工作组组长，他实际上处在一个可怜的状态。这件事叶林肯定不敢做主，他处处要请示王光美。王光美当时的威信是非常高的，“四清”中的桃园经验，全国到处在学习宣传。现在又在搞什么清华园经验，她绝对是太上皇，没人敢不听她的。但是最后决定这件事的还是刘少奇。后来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在揭发刘少奇时说：清华的情况由王光美很详细向刘少奇汇报了，刘实际上自始至终地了解清华文化革命的情况。刘少奇说：蒯大富不给我们民主，那我们也不给他民主。他讲了这句话后，清华就把我关起来了。

7月3号以后，工作组开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出门了。他们开始把我关在宿舍里，新斋862。我本来住在新斋，是清华一个宿舍楼。为抗议关押，我就开始绝食了。同学们知道我住在这，老有人来探访。于是他们就把我挪到一号楼的四楼上，单独看押。搞了4个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我绝食了两天。小青年嘛，也是长身体的时候，当时真是饿得不行。后来我感觉工作组根本不怕我饿死，实际饿死你活该。我就想停止绝食，可是面子上又下不来。这时谁救了我一命呢，是北京市委的副书记马力，他专门跑到清华看我。工作组把我押过去，他见到我就说：蒯大富，你绝什么食啊？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要转到中央的信我们也都转了。不吃饭身体垮了，那你还斗什么？赶快吃饭！我当时以为工作组在封锁情况，不让中央知道。听了这些话也就宽心了许多，就开始吃饭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一方面，马力给我个台阶下，另外我也认为这个没太大用。有的材料说我曾经想卧轨什么的，那是胡说，我是不可能自杀的。不过当时的确很蠢，年轻不懂事。

这件事一开始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完全没想到。工作组他们就是不讲理，就是神经过敏，或者说心虚，他们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不要说叶林，就是工作组底下的人向我们解释一下，说我们工作组工作没做到家，应该预先向你们说明一下，让你们误会了。其实这就完了，但就是他们就放不下架子，就是一点错误也没有，就是你不能反我。你要反我，我就整你，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

实在地说，后来我是有点绝望了。我当时想，1957年右派的阴影又回来了，我估计我肯定又是个右派头子，我无论怎么样，他们肯定都要处理我。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这种下场。我当时已经做这个思想准备了。当时我写信跟我的姑妈和舅舅借钱，我说可能出趟远门，希望能借点钱。后来我舅舅真给我寄了钱来。

那时候我在班里是文革小组长，是多数派。被关押后，班里专门开了一个团支部会议，就是说蒯大富反工作组，反党什么的，不符合共青团员的标准，大家举手同意开除他。在那种条件下谁敢不举手啊。不过也没做什么书面决定，就是团支部开了个会。当时这对我其实也没有多大影响，我正在全校轮流批斗，比这个打击大多了，那时候谁还考虑团籍呀，根本不考虑了。

关押期间就是批斗。批斗有班里的、系里的、还有外系的，全校有两次，几乎天天被批斗。批判的内容完全没有理由，很荒唐，就是把你的言论断章取义，胡乱理解，完了把明显的错误强加到你头上，然后进行批判。我当时就想，共产党反右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还要更厉害，根本不讲理。在形式上，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批斗还很文明的，把你拉到台上去还坐着，批斗当中不让发言，让你说话就是回答他的什么问题。文革初期，大家还比较收敛，没有后来批斗会那么野蛮，也还没有形成后来那股打人的风气。很快文化革命就掀起了打人的风潮，不过那时我已经平反了，躲过去了。后来我掌权了，还打了别人；到文化革命后期我再次挨整的时候，打人风也过去了。我逃过了这一劫，要不肯定会很惨。（米鹤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