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对我说，江青认为我很能干，知道我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我去“文化组”负责什么工作。我直瞪瞪地看着乔，不知道该讲些什么。乔感觉到了，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哩。他习惯性地哈哈大笑起来，我却感觉浑身发颤，难以控制。

　　乔冠华是周总理一手培养起来的外交干部之一。“文革”初期乔很是看不惯江青，说她打着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可在“文革”后期周总理病重之际，乔却换了腔调，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从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文晋夫人张颖新近撰写的《故友二人行———怀念龚澎并忆乔冠华》一文中，可以发现乔能进入江青集团组阁名单，位列副总理，这绝不是偶然的。

　　老乔变了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老乔正生病住在医院里。不久我和文晋到医院看他，他很生气，责怪文晋不来向他汇报。文晋是寡言少语的人，没有说什么。我向他解释了那次是秘密访华，总理直接领导，有保密规定。那次看望乔，我突然感到他有点变了，火气很大，还有点斤斤计较。随后基辛格第二次来访、尼克松访华，乔都参加了并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有一件事使我难忘。在起草《上海公报》的过程中，上呈稿基本完成，经恩来同志审定，交文晋主持作中英文校定，老乔等人参与。当时老乔提出要修改其中某一重要段落的内容，文晋等人不同意。但老乔很固执，一定要改。因为他是领导，别人也只得同意修改。稿子送回总理，总理当即发现改得不对。在第二天接待组的会议上，总理发了很大的火，指着文晋严厉批评：胆子太大又不动脑筋，为什么要改？文晋没有做声，默默承受。会后他才告诉我实情，并讲老乔变得狂妄了。我当时很不高兴，心想老乔为什么不站出来承担责任呢？

　　龚澎去世两年多，老乔又恋爱了，朋友们也为此高兴。可是，乔的子女对他的恋爱对象章含之不大满意，我也曾劝说，父亲的事你们不必过问。乔的儿子告诉我说，他并不想干涉，只是想去拜访一下邓颖超大姐，要我联系一下，我答应了。不久乔的儿子去见了邓大姐。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随后我接到乔冠华的电话，在电话里他大为震怒，质问我为什么要给他儿子联系去见邓大姐，斥责我多管闲事。当时我惊愕片刻，即给他顶了回去。你儿子去见邓大姐有什么不对吗？你别忘了他同时还是龚澎的儿子！他把电话摔了。过了不多久，邓大姐给我来电话，她有点不高兴地问我：老乔到底怎么啦？他居然打电话来质问我，为什么要见他儿子，都和他谈了什么？难道我不能见见，我会谈无原则的话么？……我劝邓大姐千万别为此生气，老乔已经在电话里把我责骂了一顿，我也不解为什么会这样。

　　乔冠华与“维特克事件”

　　1972年夏，美国一位中国问题学者洛克珊·维特克到中国访问，了解中国妇女革命史。她与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老同志座谈两天以后，又提出要采访江青。几经周折，总理批示：可以礼节性接见。岂料江青对维特克大感兴趣，在人大会堂谈了几个小时，设宴招待，还陪维特克去人民剧院观看样板戏《红灯记》。江青的做法使我们陪见人员大为吃惊。江青还特别约定在广州继续会见维特克，谈她的历史，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传。这一情况与总理批示的礼节性会见完全不同。第二天上班时，我即向乔冠华汇报并请示他该怎么办？老乔皱了一下眉说：江青的事情谁管得了？我没办法，随她去吧。7月间，江青去广州，随后把维特克接到广州，我们陪见的全班人马也到了广州。江青到广州会见维特克近10次，讲了60小时，内容无所不有，自我吹嘘、编造历史、诋毁别的领导，还有泄密等等。在这过程中我曾数次打电话向乔等领导汇报情况，他们都回答说没办法，随她去吧。直至把维特克送走，我们回到北京，我又向他们汇报，江青要整理记录翻译成英文寄到美国。乔只耸耸肩，摊开两手，断然决定说，这事我真管不了，以后也别向我汇报了，你直接找周总理汇报吧。

　　这之后近半年时间，我和外交部编译室徐尔维同志常常在晚上去钓鱼台江青住处，陪她整理记录，整理完一部分就打印成册，编号登记，作为绝密文件送给周总理以及王、张、姚，还有外交部姬、乔、王等审阅修改。这期间我曾多次向总理汇报情况，总理也审阅过一部分记录。最后总理认为这份记录实在不能寄到美国去，他找江青谈话，告诉她，将文字的东西寄往美国十分被动，劝她不要这样做。江青不仅不听总理劝告，还纠缠总理帮她修改，总理只好请示主席。毛主席立刻指示，记录绝不能寄出，立即停止整理翻译。总理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传达主席批示，并嘱咐我和徐尔维把这次谈话的所有记录，贴上绝密封条，交外交部保密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