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1年２月，华国锋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周恩来同华国锋谈话，说：主席提名，调你到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任副组长，接替纪登奎负责财贸、农业、值班室等工作。纪登奎调去管专案。李先念年纪大了，你要协助他多做些工作。

　　文｜李海文 图｜部分照片由华国锋纪念网提供

　　李海文，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68年底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1978年到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工作，1979年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历任周恩来年谱生平小组副组长、组长，周恩来研究组副组长，研究员；1998年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任《中共党史研究》副主编，《中共党史资料》主编；长年研究周恩来、毛泽东、华国锋、彭真及党史，出版专著若干，其中整理师哲回忆录《历史巨人身边》及《周恩来的故事》影响最大，撰写论文50多篇。

　　宁可被打倒，也不愿“亮相”

　　华国锋对“文化大革命”像绝大多数干部一样不理解。1966年8月，他正在北京出差，奉令先回到长沙，在省委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没有提到两条路线的问题，更没有提到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他着重传达十六条中所提出政策问题。

　　张平化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于8月30日回到长沙。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到群众中去，第二天就到湖南大学出席群众大会。他以为深入群众就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真诚地做自我批评就能得到谅解。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中央文革小组、造反派是要借机打倒各级领导！他刚讲话，就挨斗，挂黑牌子、低头、弯腰。

　　华国锋气愤地说：“这哪里是革命？！是人身污蔑！”他心里难过得很，几天睡不好觉。他说：“这些造反派，谁在第一线工作，他就攻击谁。张平化没有回来之前，他们主要攻击王延春。张平化回来了，他们就攻击张平化。而中央文革这些人还认为乱得不够。”

　　11月中旬，华国锋累出了心脏病，和王延春一起住到部队的医院。当时中央规定军队不准介入地方的运动，军队的医院还算平静。在医院住了20来天，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说不准地方的领导干部躲到军队里去，要他们去见群众。其实谁都明白，见群众就是挨斗、挨批，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华国锋不愿意牵连别人，就从医院里出来，到韶山灌渠管理局待了几天，那里也不安静，不久，华国锋又回到长沙，造反派找不到华国锋，就将他的夫人韩芝俊拉出去游街。

　　1966年底，中央号召反对经济主义，华国锋因为主持省里的工作，被带上“反革命经济主义头子”的大牌子游街。华国锋气愤地说：我搞什么经济主义？就是因为我是省委书记、副省长，负责财贸，造反派要钱、要物，我没有批，就给扣上这个帽子。和造反派有什么道理可讲？！

　　1967年1月，造反派已完全取得优势，省委工作瘫痪，领导机关工作停顿。很多单位造反派对“犯错误”当权派要求罢官、开除党籍。长沙的形势很紧张。华国锋提个书包，里面放着牙刷、牙膏、毛巾和换洗的衣服，到处接受批判、挨斗，做检查。

　　1967年1月，中央决定湖南要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中央文革以《红旗》杂志记者名义派一些人到全国各地活动，到湖南的《红旗》记者出面动员华国锋“亮相”。所谓“亮相”，是公开表态支持某一派群众组织，得到群众的谅解和支持，参加省革委会。

　　华国锋不同意，说：“我是当权派，要检查我自己的错误。”他宁可被打倒、靠边站、挨斗，也不愿亮相。华国锋眼看两大派斗争越来越激烈，各个单位都分成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停了产，严重地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他与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万达合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要防止挑动群众斗群众”，呼吁两派群众不要互相斗了，要响应中央的号召联合起来，将斗争的矛头对准省委、对准我们当权派。

　　这下可惹火了“工联”、“永向东”，认为华国锋等人呼吁“要防止挑动群众斗群众”是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强加到他们革命造反派的头上，加到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干部头上。大字报刚贴出来的当天，“工联”分别将华国锋等人抓起来，用嗄斯69吉普车将华国锋带走，关到工厂。他们怕军区知道，怕“高司”知道，行动诡秘，在四五十天内转移了六七个地方，在他们控制的会上批斗华国锋等人。华国锋被关在锅炉房里，一位老工人主动说：“看你头发长，剃剃头吧。”于是给华国锋剃个小平头。第二天挨斗时，造反派无法抓头发，华国锋少受一点皮肉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