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子荣是公安战线上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曾长期担任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对公安工作有很大的贡献和建树。“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徐子荣是公安部几位副部长中第一个被隔离审查关进监狱的(公安部还有四位副部长：杨奇清、汪金祥、凌云、严佑民在文革初期也先后被关进秦城监狱)，1969年6月，在狱中被迫害致死。

　　子荣同志早年投身河南农民运动，1927年入党，随后参加了杨靖宇领导的农民暴动。1932年在北平被捕，移送草岚子监狱服刑，是所谓“61人叛徒集团”的一个成员。他和薄一波、廖鲁言、胡锡奎、刘锡五等同志一起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极其艰苦残酷的斗争。子荣同志出狱后党组织派他去山西，先后任中共太原市委委员、山西工委秘书长、太行区党委组织部长。在解放战争中，他曾是皮定均旅、十三纵队和六十一军的政委，转战中原、华东，立下赫赫战功。他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转变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是我国公安战线上一位令人怀念的优秀领导者。

　　我认识子荣同志比较晚。从1952年初我奉调到公安部起至“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到来，我们先后被隔离、被关进秦城监狱，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13年，时间不长也不算短。他对于公安队伍和公安工作的建设作出的贡献，我是有深切了解的。1959年秋谢富治接任公安部长后，我逐渐意识到，子荣同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处理领导集体间的关系困难多了，在对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估计和处理方针上，他和谢富治之间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并逐渐显露出来了。

　　“大跃进”刮起“浮夸风”、“共产风”，天灾加人祸，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特别在农村，众多的农民忍饥挨饿，生活异常困难。反映在治安问题上，群众性的乱拿乱摸、偷盗、农村人口外流，以及哄抢粮食事件，使公安部面临着一大堆极为复杂而又非常棘手的问题。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子荣同志认为：困难时期所发生的治安问题，大多数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应当按照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给以正确处理。子荣同志对群众闹事问题说了三句很发人深省的话：“可解不可结，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这三可三不可，合情合理，浅显易懂，是积极疏导的方针，就当时的局势而言，对付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不使激化，这是惟一可行的办法；不这样做，势必越治越乱。这不是轻率得出的结论，而是他经过亲身的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提出的正确主张。然而，谢富治恰恰相反，坚持要采取“紧的方针”，就是要抓紧阶级斗争，靠打击、镇压等强力措施来解决问题。两种主张，南辕北辙，完全背道而驰，谁对谁错是明明白白的！

　　在“大跃进”引来的困难时期，农村中的小偷小摸行为相当普遍，成为一个群众性的问题，反映了人们基本生活资料的匮乏，度日的艰难。子荣同志非常关注这种现象，认为这不应是公安机关处理的事，更反对有的地方公安机关和乡村基层干部采取罚款扣饭，游街禁闭，以至捆绑吊打等激化矛盾的错误做法。对于有偷摸嫌疑的人，他采取古人的说法：“赏疑从予，罚疑从去”。主张既是嫌疑并无实据，就不应追究。他给我也给不少人诵读过唐代大诗人杜甫《又呈吴郎》这首诗，诗文是：“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杜甫的诗表述了对一个无食无儿贫穷彻骨的妇人的“扑枣”行为(也就是偷摸行为)的同情心和处理的态度，不仅不要去增加贫妇的恐惧，更要亲和地对待她。说的是一个人，实际上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景象。我们的时代同杜甫的时代已是两种天地，不好类比，但历史是可以借鉴的。子荣同志一再以杜诗示人，正是说明他懂得人民的疾苦，关怀人民的疾苦，他提出的处理群众性偷摸行为的原则和方法，是切合实际，利国利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