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月至1974年2月，我奉命由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到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支左”，任该院军代表组组长、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组组长（后任党委书记）。在此期间，我接受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一项特殊任务：将一些老干部接到阜外医院就医，实际是把他们保护起来。此事虽已过去了二十多年，但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1971年8月的一天，卫生部军管会副主任谢华（原总后卫生部副部长）来到阜外医院找我谈话。他先询问了一下我的经历和当时医院的情况，然后话锋一转说：“经周总理批准，准备将一部分正在受审查的老人秘密送来阜外医院治疗。这个工作由你单独负责。你要亲自选定医生、护士，不要把任务随便交给别人。要做到院内无关人员不得与来住院的人接触。要注意保密，严禁将此事向外泄露。根据病人的病情，需要院内会诊者，人选必须由你确定。院外会诊由我批准。不要找XXX医院。”

　　他顿了顿，接着说：“你要布置和督促有关医生，千方百计提高疗效，该用的药都要用。如医院没有，也要想方设法搞到手。工作中如有难题不好解决，可找我或直接找中央办公厅杨德中同志。”

　　最后，他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想了想，提出两点要求：一是每送来一个这样的病人，都要有中央的正式批件，否则不收；二是孝同志来了都得敦名换姓，不然各种登记、处方、化验报告等表单接触的人很多，保密就很困难。

　　谢华当即表示同意，说“就按你说的办吧”。

　　12月初，北京卫戍区送来了周总理对黄克诚、吕正操、刘澜波来此住院的三个亲笔批件。12日，黄克诚首先被专案组送来了。我们随即把他安排在一病房，改名“王宣”，指定王诗恒、汪琪两位大夫负责治疗。20日，卫戍区和专案组又分别送来吕正操和刘澜波，我们把他们安排在八病房和六病房，改名“李雷”和“刘菲”，指定陈宝田、王嘉明两位大夫负责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