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是周恩来命运多舛的一年。1月13日，因膀胱癌恶化，排出大量鲜红的血尿。3月10日，他住进玉泉山施行第一次电灼术治疗。令人欣慰的是肿瘤甚小，术后几天尿色就清澈透明了。总理很高兴，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设“烤鸭宴”答谢医生护士，他以为自己已经康复了。

　　不料，7月和11月，两次“批周”，使周的病情急剧恶化。第一次“批周”后，再次发现全程血尿，膀胱癌复发，大夫的意见是立即住院。但接踵而至的第二次“批周”会，使大夫们只能望病兴叹。二次“批周”后，肿瘤迅速增长，每天的出血量由几十毫升到了二百多毫升，周恩来终于告别了西花厅，住进３０５医院，直到去世。

　　两次“批周”，章含之都是近距离的亲历者。别说是大红门内的历史，就是在共和国的历史画卷上，这两次“批周”都可算得上是浓重的一笔。我们多么希望在章的书中能看到这段历史的真相，遗憾的是，惊心动魄的政治风云被凄美、哀艳的浪漫故事掩映得面目全非。

　　第一次“批周”源于外交部《新情况》上的一篇文章。周恩来第一时间看到了该文，十分赞赏。可当有人把文章拿给毛泽东看时，毛却勃然大怒。7月4日，周去玉泉山治疗，毛召见王洪文和张春桥，说：“你们两位是负责（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我请你们来谈几件事。”于是海阔天空地讲了一席话。其要点是——

　　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原话是“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

　　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当晚，张春桥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的讲话。周遵命主持会议，传达了对自己的批判。其实，早在7月2日夜，王海容已经把谈话内容通知了周恩来。而章含之知道此事比周恩来又早一天。那是7月1日下午，章在政协礼堂开完章士钊治丧会后：

　　一辆汽车疾驶过来，我当时的那位“通天”朋友从车上下来，急匆匆找到我，说来给我“打招呼”。她说在我离开北京的一周内（章要去香港迎父亲骨灰）外交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倾错误是肯定的，乔冠华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他说要我有思想准备，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死心塌地跟乔老爷走。（《十年风雨情》）

　　和周恩来不同，王海容是把章当“自己人”来打招呼的。她希望章站在毛的一边，和周、乔他们划清界限。但那时，章和乔已然打得火热，用章对乔的话说：“如果你是贼船，我早已上了这只船，下不来了。”因此，在那次“批周”的过程中，“冠华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而我却必须周旋于两种势力之间”（同上）。

　　“周旋”一词用得十分巧妙，仿佛章是在批与被批之间。而行文中，章更巧妙地把自己划进了被批的一方。事情果真如此？非也。章提到“批周”时上边传下来的话，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外交部要掺沙子”。自称“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调进部里的”章含之，是否也是掺进来的沙子？此事怕是路人皆知。只是不晓得，这一次是沙子被带上了贼船，还是贼船靠沙子上了岸。章虽不便明说，细心人仍不难看出端倪。

　　“批周”后周恩来没有参加十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而“冠华被指定参与起草十大报告的外交政策部分”，那一部分恰恰是“批周”的主要内容，即“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世界形势。“开完十大，冠华当选为中央委员”，按章含之的说法，这场斗争“莫名其妙地逐渐消失了”（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