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王稼祥同志就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大使被派往苏联赴任。在稼祥任期内，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保证毛主席顺利访问苏联。

　　12月6日，毛主席乘专列前往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这是他第一次跨出国门，也是新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出访。12月16日中午，专列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简短的欢迎仪式后，毛主席便前往斯大林卫国战争期间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下榻。

　　出访苏联是毛主席多年的夙愿，但由于国内战争和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访苏行程一再推迟。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可能出现的武装干涉以及恢复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开国大典后不久，毛主席的访苏计划即开始付诸实施。此次访问，一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典，二是就两党两国所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同斯大林直接会商，并签署两国间有关条约和协定。

　　抵达莫斯科当晚，毛主席就到克里姆林宫拜会了斯大林。斯大林称赞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并对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表示祝贺。双方谈话气氛融洽，不仅对彼此的观点有了初步了解，而且还涉及若干实质性内容。

　　12月下旬，各国代表团在参加了斯大林寿辰庆祝活动后纷纷回国，惟独毛主席留了下来。这是因为在是否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问题上毛主席与斯大林还存在分歧。尽管等待时间较长，毛主席以成就大业者的坚韧耐心等待，因为他深知与苏联签订新约对于巩固两国关系、营造新中国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何等重要。

　　在这段日子里，稼祥特别关照我到别墅去照顾毛主席，因为在延安时我曾是毛主席的保健医生。稼祥对我说：“在莫斯科，只有你是我们自己的医生啊。”

　　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毛主席从不让步。由于他的态度坚决，加上当时出现了缅甸、印度及英国等国准备承认或同新中国建交的新动向，终于促使斯大林认真考虑与中国签订新约。经双方反复协商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终达成。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当晚，以稼祥和我的名义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宴会，答谢苏联党政和各界人士。斯大林是从不到克里姆林宫以外出席宴会的。经过稼祥的努力，出于对毛主席等中国贵宾的尊重，斯大林破例率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应邀出席这次盛宴。当斯大林步入宴会厅，与毛主席和周总理拥抱时，整个大厅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一群苏联艺术家涌向毛主席和斯大林，向两位伟人献上鲜花。毛主席平时是不大喝酒的，此时他却频频举杯祝愿斯大林身体健康，祝愿中苏友好万古长青。

　　两天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为毛主席饯行。宴会进行中，毛主席突感身体不适，不得不提前退席，我也紧随毛主席走出宴会厅。

　　回到别墅，我立刻为毛主席把脉、测血压，一切正常。主席对我笑笑说：“刚才我是多喝了一点儿，兴奋了。”“主席，你闭眼休息一会儿，有事请按电铃。”我退出卧室，告诉等候在室外的稼祥等人。“一切都正常。”我说：“诊断是疲劳加兴奋。”大家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是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意义重大，两国用新条约的形式将中苏友好合作的关系固定下来。这对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迅速恢复经济和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一满意的结果怎能不让共和国的领袖感到兴奋与快慰呢!

　　2月17日，毛主席登上回国的专列，结束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苏联之行。

　　(朱仲丽 作者为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的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