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经历无数的惊涛骇浪，履险历难。而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即将打响之时，一封他叛变革命和准备谋害红军高级将领的信，却流传开来，给他和红军造成了很大的危险。此起“伪造信事件”虽然为朱德、彭德怀等机敏地化解，但该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肃AB团”运动与“富田事变”

　　1930年6月，赣西南苏区领导人对敌情做出严重错误的判断，认定大量“AB团”分子混入了党内和苏维埃机关，因此发动了大规模的“肃AB团”的运动。10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在率红一方面军转战闽西、湖南等地后，返回赣西南苏区。他根据赣西南苏区党政领导人的汇报和有关文件，肯定了赣西南的“肃AB团”运动。11月底12月初，红一方面军也开展了肃反运动，运动由总前委政治部主持，采用逼供的审讯方式，结果造成了大量错案。

　　在严刑逼供下，红军中被打成“AB团”的人，供出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和红军学校的李白芳、段良弼等是“AB团要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即派总前委政治部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前去江西省行委驻地富田，逮捕了他们。其后，李韶九又到东固红二十军驻地捕捉“AB团”。红二十军的一个团政委刘敌因不满李韶九的滥捕，举兵反抗，赶跑了李韶九。随后，刘敌等率军赶到富田，包围省行委，释放了被捕者，省行委主要领导人闻枪声逃走。这就是震惊全党的“富田事变”。

　　一封伪造的“毛泽东给古柏的信”之由来

　　“富田事变”后，段良弼、刘敌等率部渡过赣江驻扎河西地区，脱离红一方面军的指挥，但继续革命。与此同时，做了一件十分错误的事。他们认定李韶九滥捕滥杀是毛泽东指示的，于是集中攻击毛泽东，错误地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伪造了一封毛泽东给红一方面军秘书长古柏的信。信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决定投降国民党，背叛革命，“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一是要古柏在审讯“AB团”分子中，“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的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信中的朱、彭、黄、滕指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红一军团第三军军长黄公略、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然后把该信抄送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并另附送他们起草的《告同志和民众书》。《告同志和民众书》写道：“党内大难已经到了，毛泽东叛变投敌了”，发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富田事变”领导人企图借此引发毛泽东与朱、彭、黄之间的矛盾，借朱，彭、黄、滕的力量打倒毛泽东。

　　朱德、彭德怀等辨识真伪，化解危机

　　“富田事变”领导人制造假信以反对毛泽东，犯了进行挑拨离间和分裂活动的严重错误。其时正值第一次反“围剿”前夕，大战在即，此时的分裂举动将严重危害革命。所幸假信被红军领导人识破了。彭德怀收到该信后，根据他对毛泽东的一贯了解，认为毛泽东是值得信赖的同志，决不会背地里搞阴谋。并发现来信有两处破绽：一是，如此重大的事件，不派重要人来商谈，而派一个普通青年农民送信，既不要回信，又不要收条，不合当时送信的惯例，很不正常；二是，虽然这封信的笔迹酷似毛体，但落款的日期是阿拉伯字，而毛泽东一贯是署中文数字的，于是判断来信是伪造的（彭德怀后来回忆说，该信是参与“富田事变”的原赣南西河行委书记丛永中写的，丛永中仿毛泽东字，很像，但不知道毛泽东署年月日的习惯）。他与滕代远等商议，立即起草《红三军团宣言》，声明说：所谓“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是敌人分裂红军的阴谋。一、三军团要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的领导。随即派一个班将宣言连同伪造信一并送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接着，彭德怀主持召开红三军团前委紧急扩大会议，公布了伪造信事件，统一了大家的认识。

　　朱德与毛泽东同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他根本不相信该信，并立即把信送给毛泽东看，说我不相信这封信是你写的。毛泽东对伪信行为十分愤慨，写出《总前委答辩书》，批驳了对他的攻击和诬蔑。伪造信事件加深了毛泽东对事变性质的认识。他对彭德怀等的判断和措施非常赞赏，曾亲到红三军团部和许多将领见面，宣讲有关问题，研究部署第一次反“围剿”的具体问题。伪造信造成的巨大危机迅速被化解。

　　面对严重的敌情和前所未有的大战，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事变发生的四五天里，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联名发表《为富田事变宣言》和《给曾炳春等的一封公开的信》(曾炳春是红二十军政委，但因病不在军中——注)，严厉批评事变领导人的严重错误，指出他们“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是“分裂革命势力”，明确表示革命同志之间“决没有私人拥护与否之别”，“朱、毛、彭、黄团结到底”；批驳他们对毛泽东“右倾”的指责，坚决维护毛泽东制定的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并严肃地指出：“目前决战在即，凡是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总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谁不执行这一任务，谁破坏这一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的坚决态度和说服教育，消弭了假信的危害，克服了“富田事变”造成的严重危机，维护了红军内部的团结，对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李东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