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党总会犯错误，哪怕一直是没有执政经验，只管动嘴不管动手的在野党，也有说错话、支错招的时候。但凡事都有例外，这个世界上就有一个在建党以后近90年的历史中没犯过什么大错的政党，它就是日本共产党。

　　日共成立于1922年7月，比中共正好年轻一岁，但却是现在日本各政党中最年长者。日共从成立开始就一直在努力反对当时日本的大地主大财阀政治，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反对战争，从而在战前一直是非法存在。

　　日共的总书记德田球一就从1928年开始一直坐了18年牢，而另一位领导人野坂参三只能远走他乡，大半个战争时代都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度过，直到麦克阿瑟占领了日本之后日共才成为了合法政党，而且在1946年战后首次选举中还得到了五个席位，到1949年的大选时，日共的议席增加到了35席。

　　但这就引起了日共和斯大林之间的冲突，1950年1月6日，共产国际情报局突然发表了一篇论文《有关日本的形势》，开始了批判日共领导人的“右倾投降主义”和“议会斗争”路线。祸不单行的是，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麦克阿瑟可不管共产党的内部斗争，认为既然在打朝鲜战争，日共就肯定是第五纵队，于是和日共翻了脸，把日共领导人都剥夺了公职，实行预防式逮捕。就是说虽然还没有抓到你犯罪的真凭实据，但是为了预防你犯罪，先把你抓起来再说。到了1952年还干脆制定了一个《破坏活动防治法》来专门对付日共。这下野坂参三和德田球一就只能再次远走中国。

　　德田球一后来在1953年10月14日客死北京。两年之后的1955年9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有3万人参加的大型追悼会，刘少奇主祭，毛泽东亲自题字“德田球一同志永垂不朽”。

　　对日共的限制措施一直到1955年签订旧金山和约日本独立之后才得到解除，日共也再次放弃了斯大林强加给他们的军事方针，确认了“议会斗争”的行动纲领，这样在1956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匈牙利事件没有给日共带来什么很大的困难，日共受过斯大林打击这件事反而证明了日共的先见之明。

　　一来是日共长期被苏共打压，二来是日共在历史上和中共一直有密切关系，所以在中苏两党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日共很自然地就站在了中共一边。1964年左右是中日两党关系最好的时期，那时在日共成员中有一个学习中文的热潮，甚至流行用中文来读自己的名字，但是两年之后，这个最好的友人居然变成了中共“四大敌人”之一。

　　1966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存在四个敌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宫本显治修正主义集团和佐藤荣作反动内阁”。背后的原因是，1966年3月份访华的日共议长宫本显治在上海拒绝了毛泽东亲自提出的要求日共在中苏论战中明确支持中共的要求。这样日共也就成为了和苏美比肩，甚至比敌视中国的佐藤荣作内阁更加危险的敌人。中日两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在此之后的8月份，日共从北京撤回日共驻华代表以及《赤旗报》的驻华记者，但日共驻华代表以及《赤旗报》的驻华记者在首都机场遭到红卫兵围攻，被殴打致重伤，这样两党之间的关系完全断绝。

　　这种关系的断绝对于日共不是什么坏事，在中国的“文革”消去了神秘的光环而暴露出那只是一次对于本民族的拷打和抢劫之后，日共再一次以“高瞻远瞩”的目光而为人敬佩。

　　要知道当时在日本连一部分自民党议员对中国“文革”都颇有赞词，更不要说社会党等左翼政党了，唯一从来没有同意过“文革”的就只有日本共产党。

　　在朝鲜问题上也是这样，在中国“文革”开始之后，日共也停止了和朝鲜的交往，在朝鲜绑架日本公民的疑惑露出水面之后，和一贯支持与朝鲜改善关系的社会党有着血缘关系的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在不少场合下很被动，但是一开始就支持追查朝鲜绑架事件的日本共产党和此事却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