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五月，彭湃同志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到海丰，同郑志云同志等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进行革命活动。参加组织者七十多人，不少是经过了“五·四”运动锻炼、思想进步的青年骨干分子。

同年八月，彭湃同志因事来到广州，住在当时的广东省议会后座二楼上（注）。这是一座相当大的双层楼房。楼上朝南有宽而长的骑楼，楼下和前座距离约二十公尺，地上绿草如茵，花木扶疏。和彭湃同志一起来的有郑志云、林苏、陈魁亚、彭泽等同志。陈荆杨同志则已先一步来到。当时在广州读书的柯麟、苏家祺、刘锦汉、吴瑞晃、吴建民、陈仲谦同志等也乘学校放暑假的机会、来和彭湃同志住在一起，朝夕相见。

彭湃同志这时才二十五岁，中上身材，十分健康，朝气蓬勃，双目炯炯，闪着智慧的光芒。他为人朴素谦虚，和蔼可亲，对同志十分诚恳宽厚，完全没有留学生的架子。他每天不知疲倦地和同志们促膝谈心，谈得很投机、很热烈，有时谈到夜深未睡。他用谈话方式，深入浅出，阐述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经过，指出中国革命应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工农，发动广大劳动人民起来革命，才能拯救中国于危亡。他也谈到海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同志们曾因摸索不到救国救民的道路而深为苦闷，经过彭湃同志的启发大家顿觉豁然开朗，曙光在前，道路明确，信心百倍。当时参加座谈的同志都相继参加了革命。郑志云、林苏、陈魁亚等同志成了彭湃同志最亲密的战友，他们都先后在大革命的狂风暴雨般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九二一年九月底，彭湃同志回到海丰，十月一日就任海丰县劝学所长

一九二二年五月，彭湃同志开始从事农民运动。他百折不挠，经过千辛万苦的斗争，于一九二三年元旦成立了海丰总农会，有会员十万人。不久，农民运动发展至全惠州（当年海丰县属惠州府）、全广东，于是先后成立了惠州农民联合会和广东省农民协会。农民运动已如火燎原。

一九二四年三月下旬，为了适应革命形势急剧发展的需要，中共两广区委把彭湃同志从海丰调来广州工作。当时国民党已经改组，国共已经合作。彭湃同志兼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农民部秘书（农民部长由中委彭素民兼任），不久又当选为中共两广区委委员。

这时候，彭湃同志住在惠州会馆的假三楼上面。和他同来的林苏，李劳工、林务农同志也住在一起。当时惠州会馆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办公的地方，日夜开会，人来人往，不便于居住。因此，才住了一个多月，就迁居文明路靠近文德路处，（大概是文明路七十一号左右）。这是一座两层楼房。楼下从文明路出入，二楼从贤思街出入。彭湃同志等住在二楼上。

彭湃同志来到广州后，鉴于广州人力车工人绝大多数是海陆丰的贫苦农民，其中有些是在陈炯明解散农会后，不堪迫害逃到广州以拉车为生的。彭湃同志为谋这些工人的解放，就和李劳工同志化装人力车工人，拉着车到车站去找工人谈心。彭湃同志说话通俗生动，富有启发性，经过十多天的奔走宣传，唤醒了许多工友的思想觉悟。他们深深认识到只有按照彭湃同志的指导，组织起来，加强团结，才能解除车主、工头、包租人的重重剥削；才能抵抗警察借阻街为名，进行敲诈勒索，无理殴打。当时已有人觉得奇怪：这个面目清秀，能说会道的新同行，为何总是热衷于跟人攀谈，不去争生意做：后来有人认出他就是建立海丰总农会，大名鼎鼎的总农会会长彭湃。消息一经传出，每天便有相约成群的工友来找彭湃同志，迫切要求指导他们组织起来。彭湃同志便派李劳工同志和工友们共同筹备，成立了广州市人力车工人俱乐部于东堤二马路。开成立大会时，谭平山、彭湃同志都出席参加，并发表演说。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廖仲恺亲书“工人轨道”的扁额相赠。俱乐部成立后，租车租楼，减轻工友负担；工友因病或因事旷工时，可以从福利基金中得到补助救济，若警察无理殴打工友，俱乐部派人出面交涉，工人亲身体会到团结互助合作的好处。从此，第二个第三个广州人力车工人俱乐部相继成立，成为真正代表人力车工人利益的工会。

一九二四年初夏，红棉盛开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从法国经香港回到广州。和他同来的有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罗振声同志。彭湃、阮啸仙、林任农同志等前往码头欢迎，把他们接到文明路同住。恩来、振声二位同志住在前房，彭湃、林苏二同志住在后房，务农同志在厅里打地铺。周恩来同志每天一有空就给大家讲述法国的政治、经济和工人运动情况，讲得非常生动、明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因为地方不够用，过了十多天，彭湃同志等迁往东皋大道，把文明路住所让给周恩来同志居住。

去年八月，当彭湃同志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壮烈牺牲五十一周年之际，我们曾同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同志重访彭湃同志在广州住过的几个地方。虽然这几个地方有些已经改观，有些已经毁没，但是彭湃同志的革命事迹将永远载入史册，万世流芳。（林务农 陈仲谦）

注：广东省议会现改为广东省革命历史博物馆，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