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刘志丹和谢子长，在陕北、西北人民心中，那都是“传奇”般的人物，他俩都是以“民族英雄”而彪炳中国革命史册。纵观西北革命历史，刘志丹、谢子长两位革命家，有时并肩作战，有时分别活动。但是他们的革命志向始终如一、坚定不移，他们之间的战斗情谊始终牢不可破、亲密无间，可谓是伟大的革命友谊。

出生入死搞兵运

刘志丹和谢子长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缔造者，而创建西北红军和开辟西北根据地是从搞“兵运”开始的。

那么什么是“兵运”工作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也提出：共产党员“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做艰苦的工作，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倒戈、哗变，“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借水养鱼”，以建立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实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当时，中国西北地区陷入政治混乱的局面，军阀横行，土匪蜂起，地方武装林立，“司令”如毛，号令不一，是争取起义、倒戈、哗变， “借水养鱼”的最佳选择地之一。根据这一特殊形势，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首先在西北军阀李虎臣新编第三旅许权中旅开展兵运工作，以在适当的时机举行起义和暴动。

有人不禁要问，当时中共陕西省委为什么偏偏选择许权中作为兵运对象呢？许权中何许人也？

原因很简单，因为旅长许权中是中共党员，而许旅又是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为基础组建的。全旅有1200多人，其中就有160多名共产党员，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武装力量，搞策反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于是，刘志丹、唐澍、谢子长等一批党员就秘密打入许旅。到许旅后，他们努力工作，尽量表现，很快就被委以重任。其中刘志丹任许旅参谋部主任，唐澍任旅参谋长，谢子长任营特派员。他们心照不宣，互通情报，秘密地在许旅建立起了党组织，并积极吸收入党积极分子，按照上级指示，做着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1928年5月上旬，震动全国的渭华起义爆发。与此同时，“西北工农革命军”和“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成立。工农革命军由唐澍任总司令，刘继曾任政治委员（开创了在人民军队设立政治委员的先河），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王泰吉任参谋长，许权中任军事顾问兼骑兵分队队长，谢子长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西北工农革命军第二大队队长（共四个大队）。在短短50天内，东起华山，西至临潼，南到秦岭，北到西潼公路数百平方公里反动政权被摧毁。对西北国民党政权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但由于太过仓促，终因寡不敌众，历时四个月的渭华起义最终宣告失败，但其产生的影响和积极作用不容低估。

而刘志丹、谢子长也随即离开部队，于1928年8月返回陕北。但他们没有泄气，没有退缩，继续开辟新的兵运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

1929年四五月间，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举行扩大会议，研究加强武装斗争问题。会议提出，要充分利用西北地区这一特殊形势，开展更大规模的兵运工作。刘志丹与谢子长一起又开始了在陕甘边界的军事斗争。

1930年春，军阀冯玉祥为准备中原大战，把甘肃、宁夏的主力部队调到了河南一线。为了控制后方，冯玉祥委任包头的苏雨生为骑兵第四师师长，留守宁夏平罗。而招兵买马、扩展地盘，是土匪、军阀共有的本性。土匪出身的苏雨生见有机可乘，认为这正是扩充自己势力的好机会，便树起大旗，广招兵马，来者不拒。

中共陕北特委抓住这一机会，即派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员，打入苏雨生部。由于他俩的巧妙周旋和默契配合，又一次被委于重任。

谢子长任苏雨生部第十一旅的旅长，刘志丹任苏部第九旅第十六团的中校副团长（后又提升为十九团的团长）。不久，他俩就在该部秘密建立党的军委，大力做争取群众，训练中共军事干部，以备后用。当时，苏雨生部许多团以上干部与谢子长、刘志丹相识，也愿意借助年轻有为的刘志丹、谢子长来扩充自己的实力，所以苏部兵力大增，威振一方。这就引起了当时处于地头蛇位置的西北“五马”（即马鸿逵、马鸿宾、马步青、马步芳、马青宛）的严重不满。于是直接引发了“五马”与苏雨生之间的军阀混战。

“强龙不压地头蛇”，苏雨生哪里是“马家军”的对手，一触即溃，四分五裂。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刘志丹、谢子长正好利用这一机会，借故带领中共控制的一部分队伍转移至甘肃的庆阳地区，实现了“借水养鱼”战略目标。

由于刘志丹、谢子长的军事才能在陕甘土匪当中逐渐被公认，也很有一定的威望。于是，国民党军驻庆阳军队司令谭世麟见二人能文能武，便想拉拢为己所用，主动提出要收编这支武装队伍。为了保存这支党所控制的武装力量，陕北特委便接受了对方的改编。这样，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部队被编为谭部直辖第三团，谢子长为团长，刘志丹为副团长，驻守陕西吴起镇三道川一带。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他俩在谭部积极扩充、准备寻机起义的时候，突然遭到了原苏雨生部八旅十六团团长张廷芝的袭击，谭部在三道川被打散。“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带出的部队就这样又一次被打散了。

三道川兵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回陕北特委汇报情况。

1931年春，刘志丹再次与苏雨生合作，任该部团长，驻旬邑职田镇，寻机起义，不料又被当地豪绅告发，刘志丹不幸被捕，严刑拷打，囚禁彬县，部队也被缴械改编。

后经中共党组织通过国民党省政府参议杜斌丞（刘志丹在榆林中学时的校长）、任秘书长的南汉宸（中共党员）通过杨虎城关系营救获释。

出狱后，于同年4、5月，刘志丹又打入甘军新编第13师陈珪璋部。陈部驻扎在甘肃平凉，其与军阀张廷芝、谭世霖等矛盾重重，积怨颇深。所以，尽管他知道刘志丹是共产党员，但仍然给他部队番号，以扩充实力，使自己在与张、谭的斗争中占据优势。这样，刘志丹得以取得公开活动，不断吸收当地农民和共产党员参加革命武装，很快就建立了一个旅的兵力。但好景不长，在随后的军阀斗争中，因发生火并而被打散。11月，刘志丹、谢子长二人再次编入陈珪璋部，后因防止被吞并，被迫撤离。至此，轰轰烈烈的兵运工作告一段落，他俩又投入新的战斗。

兵运工作是一项极具生命危险的工作。但是，刘志丹、谢子长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非凡胆略，一次又一次地打入军阀部队，执著地开展兵运工作，出生入死，毫不退缩，表现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英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