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中共一大在中共创建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无可置疑的。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一大研究一直是党史工作者十分关注的课题。进入新世纪，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全国各地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研究中共创建的著作和文章。其中史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美〕舒衡哲编《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吴少京主编《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等。这期间刊出的新发现的重要资料有《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立的文件》9件（《百年潮》2001年第12期）、《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著作方面最有影响的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这是一本涉及中共创立的权威著作。此外曹仲彬著《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刘宋斌、姚金果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马连儒著《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创始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日〕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工具类书籍有倪兴祥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论著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十年来发表有关中共一大研究文章100多篇，召开过多次全国或地区性的一大学术研讨会，对中共一大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推动了一大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关于一大的发起与筹备问题

　　对于中共一大的发起筹备问题，以往学术界根据董必武、李达等一大代表的回忆认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之前国内没有召开一大的动议和筹备活动，所以一大的召开和马林的提议有关。还有学者提出尼科尔斯基又译尼克尔斯基。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具体发起建议者。参见朱泽春：《略论谁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3期。最近有学者否定了此说法，认为中共一大的发起者不可能是尼科尔斯基，中共一大是自行筹备召开的。虽然在名义上马林协助尼科尔斯基完成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工作，但在全局性的工作中，马林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另外从两人的经历来看，马林赴华时已经拥有在东方殖民地工作的丰富经验，这一点远非尼科尔斯基所能比。所以不难理解马林在实际工作中对中共的早期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尼科尔斯基来华与中共一大的召开并没有因果关系。中共一大的召开不是马林的建议，更不是尼科尔斯基建议召开的。[参见沈海波：《再论中共“一大”的发起筹备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7期。]

　　（二）关于代表人数和代表资格问题

　　史学界对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数一直有争论，主要是12人说和13人说，以往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资格上，最近何叔衡有没有出席一大又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

　　1、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

　　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争论一直比较多，主要有正式代表和非正式代表两种说法。正式代表说又分为三种：一是湖北代表说，这种说法主要见于一大代表张国焘的回忆；二是广东代表说，一大代表周佛海、陈潭秋、董必武及包惠僧本人都持这一说法，在学术界支持这一说法的也比较多[参见张钟、陈志莹：《包惠僧出席中共一大身份问题考证》，《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杨波：《关于包惠僧的中共一大代表身份问题》，《许昌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吴兴农：《对包惠僧一大代表资格的再认识》，《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三是陈独秀指定代表说。[参见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非正式代表说则有两种说法：一是串门子说，出自一大代表刘仁静；二是观察员说，此说最早出自日本学者小野信尔的《图说中国历史》一书（1977年版），在中国学者中也有持该说者。[参见叶蠼生:《对〈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一文的质疑》,《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4期。]近十年中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支持包惠僧是广东代表的观点。[参见张利：《对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几个判断》，《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方城：《包惠僧一大代表资格考》，《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