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五四”界定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导源于这次文化运动的主要创导者之一陈独秀的前近代中国封建说。故今天我们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史属性，当从对于陈氏此说的反思入手。

　　一、陈独秀“封建=前近代=落后”公式的提出

　　将“封建”指称近代中国，特别是指称中国的一切落后属性，首见于陈独秀的言论。

　　陈独秀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并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此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篇之作。该文以“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新精神号召青年，并抨击与之悖反的旧精神——“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锁国的、虚文的、想象的”。在“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一目中，陈氏说：“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晰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陈独秀把各种陈腐、落后的现象全都归之于“封建制度之遗”，“封建”被指为陈腐、落后之渊薮。他认定，正因为有此“封建制度之遗”，使得当代中国人与白种人（时称“皙种”）相比，思想落后千年，故中国新青年的使命是“反封建”。

　　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陈独秀关于历史阶段性进程的表述接近于共产国际的提法，1920年10月他在《国庆纪念底价值》中说：“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8页。这里的“共和”约指资本主义政体，其所述“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已接近于下列程式：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陈独秀1922年在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时，有如下分析：“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原因……也正以当时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448页。将当时的官僚阶级冠以“封建”，也即把现实中国纳入“封建社会”。

　　在一封书信中，陈独秀论及现实中国为“封建”所笼罩，他说：“封建时代之道德、宗教、风俗、习惯，仍复遗僵印影，呈其余势，善恶是非之辨，遂纷不可理。”《答程师葛〈德、智、体〉》，《陈独秀论文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第129页。

　　二、陈独秀“反封建”说从日本、法国移植而来

　　有关“封建”概念的把握，陈独秀超越中国传统，没有将其限定在政治制度(“封土建藩”的分封制)上，而扩大为一种中西相互比照的社会制度，这显然是受到严复的影响。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以“封建”对译feudalism,认为中西皆有封建制的历史，此种认识被陈独秀所接受。然而，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与严复又颇相差别：严复认为中国的封建制行之夏、商、周三代，止于周末，秦以后为“霸朝”(君主专制制度)，而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却将中国的封建社会大加伸展，一直延及近代。

　　陈独秀何以别出心裁，将“封建”的外延作如此巨大的扩张呢？陈氏本人并未对此加以说明，我们只能取“知人论世”法，略考陈氏生平，以探究其新说的来源。

　　清末民初出现留日热潮，陈独秀为此一行列中人。1901年11月，他首次自费留学日本，次年春回安庆；1902年9月至1903年4月，他再次赴日，在东京成城学校习军事，1903年春回国，办《安徽俗话报》，以通俗文学宣传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后又三度赴日，曾就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早稻田大学。最后一次（即第五次）赴日，是1914年7月到东京，协助章士钊编《甲寅》杂志，1915年夏自日本返国，在上海创办月刊《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更名《新青年》，编辑部迁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舆论发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