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是1981年创立的中日高层对话机制，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轮流在两国举办，重点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宏观经济形势和中日经贸合作问题。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重大举措，对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它的创立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一、聘请外国经济专家当顾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旧理念被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新思想所取代，对外经济活动逐步增多。然而，许多与国际接轨的做法，是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闻所未闻的，更不用说实际操作。对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来说，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经济领域，大家对市场经济的知识了解并不多，特别是缺少实际工作经验。如何让干部尽快了解外面的情况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成为中央当时重点考虑的问题。

　　中央首先决定走出去向发达国家学习，派了许多高层次的代表团到发达国家和地区考察。如1978年3月，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经济代表团一行访问日本。5月，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了西欧的法国、联邦德国、瑞士、比利时、丹麦五国。此外还有一些代表团到其他国家和香港、澳门学习考察。

　　一方面派干部到国外学习考察，另一方面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1979年春节期间，谷牧在北京主持一个学习会，有国务院几个主要部门负责人参加，由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大来佐武郎和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长向坂正男介绍经济发展的几种模式及其利弊，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筹措方式和经验等。这是改革开放初始，外国高层人士给我国经济部门负责人开的第一堂经济课，对我国政府官员的思想解放起了某种程度的启蒙作用。

　　在对外开放初始阶段，许多同志对市场经济有关新事物不太了解，请外国专家讲学确实解决了“燃眉之急”。但是断断续续的讲学毕竟是一种临时性安排，并不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分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也需要熟悉国际经济的人在身边出谋划策。因此，请外国经济专家当顾问被提上议事日程。

　　关于聘请外国专家当顾问的情况，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有比较详细的回忆：“十年‘文革’的封闭和动乱，不但使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着国内百废待兴的局面，而且对外界事务也缺乏深入的了解，对国际问题的经济运作就更缺乏研究，因此，如何把握世界政治、经济的脉搏，借鉴外国经济发展的知识、经验，加速推进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央领导非常关心的问题。我同小平同志商量：可否聘请几位世界名人给我们当顾问，这样可以少走弯路。小平同志表示赞同。于是，经中央批准，经过筛选，聘请了联邦德国的古托夫斯基、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三位先生。后来，又聘请新加坡的李光耀、吴庆瑞等人为我的经济顾问（1）。”

　　根据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最早的参与者之一李灏保存的档案，较早提及来华专家一事是谷牧与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的一次谈话。1978年12月24日，谷牧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来华访问的稻山嘉宽。谷牧说：稻山先生在日本不仅是在发展日本钢铁工业中唱主角的，而且日本经济发展很快的整个60年代，你是主要组织者之一，你是很有经验的了。关于日本国民经济发展的经验，我们从书本上知道的多些，今天我想直接听你谈谈这方面的经验，也想听听你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看法。稻山说：中国在制订经济发展计划时，要首先对整个国民经济有一个总的规划和设想，然后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国际收支情况等，做出发展计划，而其中首先是钢铁、能源、运输以及与其有关的重大项目的计划。如果中国需要并有具体数据、因素的话，我可以找有经验的计划专家帮助你们研究、计算并提出建议方案。他还表示，回国后可以选择推荐一两名高级经济计划专家作为谷牧副总理的客人前来访问。谷牧说：欢迎你派这样的专家来，对外我们保密，以一般商务谈判身份出现，但实际上作为我私人的客人来接待。一年来一次或两次都可以，先这样试试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