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历史中，有很多感人至深的事值得回味和传颂。其中，父子三人在党的“五大”上同时当选中央委员，就曾被传为美谈。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7年４月末在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召开的。大会选举的29名中央委员中，有3名是同一家人，这就是陈独秀与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陈乔年当选中央委员时只有25岁，陈延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时，也不到29岁。

　　按现在的思维方式，通常人们会猜想，他们这么年轻，在党内升迁却如此之快，肯定和总书记父亲的影响有关。可党的“五大”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之际召开的。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主持下，批判、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虽仍被选为总书记，但对他的批评还是非常严厉的，领导地位岌岌可危。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下，他的两个儿子不但未受影响，还双双入选党的领导核心，应该说非同寻常。其实，绝大多数“五大”代表都认为，他们的当选是实至名归的。大革命期间，我祖父曾先后在广州和武汉从事党的工作，和延年、乔年兄弟时相过从。“文革”期间，祖父被迫闲居在家，曾两次和我谈到他们的往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这两位年轻共产党人的形象，从此深扎在我心中，几十年时光都未能冲淡。

　　陈延年和陈乔年都生于安徽省安庆市。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上海后，也把他们接到上海求学，二人双双考取了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前身）。但陈独秀不让他俩回家过平稳、依赖的生活，要求两兄弟勤工俭学，学会独立、劳动、吃苦。兄弟俩几乎形影不离，感情非常好，白天一起读书打工，夜间就借宿于《新青年》发行所的地板上。有时在回来路上，突遇狂风暴雨而无处避雨，哥哥延年就把弟弟搂在怀里为他遮风挡雨。兄弟俩常常就着咸菜吃大饼，喝自来水，生活十分清苦。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实在看不下去，几次要求接他们回家住，却被陈独秀一口拒绝。高君曼为此曾向友人哭诉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我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可我不仅是他们的继母，还是亲姨母，他们就如同我自己的孩子。可我怎么说都没用。”陈独秀得知后不为所动，还斥道：“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

　　艰苦的环境，炼就了兄弟二人自强、倔强的个性。疼爱他们的祖母从皖抵沪来看他们时，见两人如此艰苦，当时便流下泪来。可当祖母提出要给予补助照顾时，两兄弟却异口同声，表示要自食其力，决不依靠任何接济。在政治上，他们也独立做出选择。尽管父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但对两兄弟吸引力最大的，却是从欧洲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陈独秀希望他们去苏联留学，但他们认为法国才是无政府主义的故乡，便自主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陈独秀看兄弟俩很坚决，也想让他们自己闯一闯，便没有阻拦。

　　延年和乔年到达法国后，在赵世炎、周恩来的帮助和教育下，终于明白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对他们的人生道路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一位叫阮爱国的越南籍法共党员。阮爱国对兄弟俩孜孜以求探索救国真理的精神特别欣赏，便介绍他们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这位阮爱国，就是后来成为越南共产党创始人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国父”的胡志明。中共旅法支部成立后，陈延年和陈乔年又都在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并按照党的指示，转道去莫斯科留学--这正是父亲当初为他们设计的道路。消息传回国内，陈独秀表面上没说什么，内心却对兄弟俩的转变极为欣慰。

　　大革命进入高潮后，陈延年奉召回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便从社会主义青年团驻粤特派员、广州区委秘书，升至中共广州区委（又称中共粤区委员会）书记。当时的广东是大革命的中心，广州区委管辖广东、广西、香港等地的党组织，所属党员占到当时全国党员的35%。而区军委书记周恩来，当时还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陈延年在党内职务的跃升，应该说和乃父没什么关系，完全是因为他受到党内同志的真诚拥戴。法、苏的学习经历，使他成为当时党内不多的有较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领导者；而早年深入社会和艰苦生活的锻炼，对他的成长益处也很大。我祖父第一次见他时，就对他的办公室兼宿舍惊讶不已：一张旧条桌用来办公和放文件，一个堆满书报的衣架，一把已渍得发黑的旧藤椅，一张铺着草席和补了一大块粗布的蓝被单的木板床，除此之外便空空如也。尽管当时党的机关都比较简陋，但作为全党举足轻重的一个大区委员会书记的办公室，也未免简陋得过分了。而陈延年本人的朴素衣着和他黝黑的皮肤、粗大的手脚，与其说是党的重要领导人，不如说更像一个干重体力劳动的工人。人们也常见他去广州最便宜的“三厘馆”同工人一起吃饭，甚至和黄包车夫一起拉车，边拉车边了解他们的困难和对国民革命的看法。这与那些热衷于到广东政府当官、经常在酒桌上应酬的共产党员，如“三二”事件的受害者、当时的海军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等人，形成极大反差。

　　陈延年不仅深入群众，也表现出很高的政治水平和领导水平。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本欲组织左派力量反击，但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被迫对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而在传达中央指示的广州区委会议上，陈延年对中央代表张国焘表示了自己坚决反对的态度。他说，虽然我和陈独秀是父子关系，但我必须坚持共产党员的原则立场。当蒋介石专横地要求黄埔军校的“跨党分子”（即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登记时，陈延年和周恩来毅然决定，凡身份没有公开的党员一律不予理睬。这才使后来发生广州“四一五”事变、李济深集团屠杀军校共产党员时，和祖父一样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的许多政治教官得以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