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国革命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在组织上和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长征途中，伍修权、郭化若、林伯渠等一批红军将帅，面对遵义会议使中国革命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喜人局面，挥毫泼墨，临阵赋诗，反映了他们坚定无畏的革命信念和敢于胜利的乐观主义精神。本文介绍的是他们在长征途中撰写的5首“遵义会议诗”的相关情况。

　　伍修权：《七律·历史转折》（1935年1月）

　　伍修权，湖北武昌人。1925年10月，由我党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5月回到中央苏区，历任瑞金红军学校第一期连指导员、军委模范团政委、军委直属第三师政委、福建军区汀（州）连（城）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1933年秋，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李德作风粗暴，动辄训人。伍修权完全凭着对党无限忠诚的态度，任劳任怨既吃苦又受气地工作着。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遵义，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李德和伍修权坐在会议室的西门边，列席了这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以及到会的大多数人的发言，都是针对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路线的。会议整整开了3天，伍修权始终陪着李德，将会上的发言一一翻译给他听。别人发过言还可以喝口水，而他却既要用心听清楚每个人的发言，又要将其用俄语翻译出来。大家批评李德的话、李德苍白无力的辩解，都由他来回传递。不能与李德直接交流，大家的怨气也间接传递到他身上，这使他显得极为尴尬。加上李德因为挨批评心情烦躁又连续地猛抽烟，使从不抽烟的伍修权又挨熏又挨呛且躲都躲不开，真正成了遵义会议上“最紧张和最辛苦的人”。但在这场事关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的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伍修权是“口在曹营心在汉”，始终旗帜鲜明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的热烈拥护。为此，伍修权在会议期间特作《七律·历史转折》一诗，表达他当时兴奋激动的心情：

　　“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娄山关前鏖战急，遵义城头赤帜竖。

　　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

　　这首七律，是作者参加长征和遵义会议的亲身感受，对红军在长征初期的艰难处境和遵义会议召开的重要历史意义作了真实、形象的描述和概括。诗的前4句表现了红军在博古、李德指挥下遭受的巨大损失和陷入的困境，后4句描绘了遵义会议后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中国革命的崭新变化。

　　诗的首联写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被迫长征。诗的颔联写红军在长征初期的失利和忧虑。“血如注”3字，道出了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牺牲。诗中“奔何处”3字，蕴含着红军指战员当时的彷徨忧郁心情。诗的颈联写红军胜利占领遵义城和娄山关，为保障红军在遵义地区的休整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较安全的环境和条件。诗的尾联写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中国革命从此发生了伟大的转折。红军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扭转了革命的危局，挥师胜利北上。

　　伍修权的这首诗，为遵义会议这段艰难曲折、转危为安的历程留下了生动的历史图像，也是毛泽东开始走上全党全军领导岗位的真实记录。

　　1935年2月，伍修权随红军第二次进入遵义城。他和李德住在比遵义会议召开时还宽敞的地方。这充分表明了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央领导集体，善于团结李德等曾犯过错误的同志，并调动和发挥他们的作用。建国后，伍修权先后于1979年10月、1985年1月两次莅临遵义。受党中央委派，出席了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遵义红军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遵义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开馆仪式等重要活动，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馆刊题写了刊名。1996年1月，他还专门为纪念遵义会议六十周年亲自写了贺词，表达了一位遵义会议参会者、红军长征老战士对遵义这片红色热土的深情厚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