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相关资料记载，1973年初，毛泽东决定重新启用“文革”中已被打倒的邓小平之后，曾随手写下了“三多一少”这四个字，并向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周恩来应多休息，邓小平应多工作，王洪文应多学习，江青应少说话。可以说，这“三多一少”也是当年毛泽东为稳定中国政局的最大心愿。

　　然而，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战略家也是如此，因为他所期望的“三多一少”这四个人中一个也没有做到。所不同的是，前两位是无法做到，后两位却是不愿做到。

　　周恩来无法休息

　　周恩来是在1972年初的一次常规尿检中被发现有癌细胞从而被确诊为膀胱癌的。据医疗专家介绍，这种病是比较能医治和好控制的，只是在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容易复发。然而，林彪事件后，大量党和国家的繁杂工作，国务活动和军事战备，“文革”中的无理纠缠等等一股脑儿地压到周恩来的肩上，他哪能不劳累呢

　　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高龄老人，在病魔和繁重工作的双重夹击下，周恩来的病情自然会不断加重。邓小平复出以后，周恩来当然比谁都高兴：他清楚邓小平的才干，他更了解邓小平的施政方略。因此，周恩来在一次接见外宾的时候曾说：“现在，副总理(指邓小平)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我的主要任务是休息。”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毛泽东、周恩来期望的休息实际上周恩来是无法实现的。

　　一是“四人帮”早就把周恩来视为他们夺权的最大障碍。林彪事件后，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满以为是他们在中国政坛上登顶夺权的最佳时机，没想到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把邓小平从江西召回来担任副总理，而且很快便安排了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明眼人一见就知，对邓小平的这一安排是毛泽东百年之后的影子格局。江青等人对这样的安排真可谓是恨之入骨，他们对毛泽东无可奈何，而周恩来、邓小平却是他们发泄怨恨的对象，也是他们要打倒的对象。于是，“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外交部“153号简报事件”等等一个接着一个。“四人帮”的目标很明确，利用这些所谓问题整倒周恩来，即使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倒、折磨倒。在中美“乒乓外交”时，周恩来要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的基辛格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出于礼节的需要，无法考虑那些无所谓的细节。“四人帮”却听到风就是雨，无限上纲地向毛泽东打小报告，告黑状，于是，中美会谈中，周恩来犯了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就戴到了他的头上。这样，也就引发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于是，“四人帮”便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于1973年年底至1974年年初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展对周恩来的批判。这次批判整整持续了两个多星期。

　　“四人帮”批判周恩来在对美谈判中犯了投降主义错误之后，毛泽东在一次评《水浒传》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宋江接受朝廷招安，搞投降，做反面教材”。于是，文痞姚文元立即借题发挥，将毛泽东的话批发全国，在全国展开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主义的运动。以致周恩来在一次进入手术室前，还大声疾呼：“我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四人帮”还利用在林彪的住处发现有许多孔子言论，发起“批林批孔”运动，他们也把“孔”影射为周恩来：周恩来读过孔子的书，孔子做过鲁国的宰相，宰相就相当于现在的总理。

　　后来，光影射周恩来还觉得不过瘾，江青、张春桥等干脆在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狂潮。

　　周恩来，一位年逾古稀的重症病人，他要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他要和“四人帮”周旋，他要支持邓小平工作，许多事还要灵活掌握毛泽东的意图。他还怎么休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