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宣告了“左”倾中央“进攻路线”的破产。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议性质为政治局常委会——笔者注），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即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在确定长征人员名单时，开始是没有毛泽东的，周恩来、张闻天等为此据理力争。周恩来向博古、李德提出的理由是：毛泽东是红军的创始人，是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已经在红军中有很高威信，丢下他，在党内和红军内是通不过的，势必影响军队的士气。王存福：《毛泽东差点与长征无缘》，《档案时空》（史料版），2006（7）。张闻天提出的理由是：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政府机关进行转移，连主席都丢下了，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对实现这次大转移也是极为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只得勉强同意毛泽东参加长征，但对有关长征的重大转移没有发言权。

　　四十多年后，当时担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的伍修权曾回忆说：

　　如果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很难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卢弘：《红军长征前夜的内部斗争》，《书摘》2006年10月1日。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是严格保密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布置了几道封锁线，却不知道红军往哪个方向突围，当时，在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的第一道封锁线上部署的兵力并不强。1934年10月21日夜间，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25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34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部队到信丰县古陂杨坊宿营时，贺子珍从休养连前来看望毛泽东，讲起瑞金县男女老少相送时紧紧拉着红军的手，不停地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毛泽东听后说：“我们欠根据地人民实在太多了。”11月上旬，中央红军顺利地在湘南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这时，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因患疟疾发高烧。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他使用，安慰他说：“同志们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11月中旬，他们在湘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

　　当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彭德怀自述》，第1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对此建议，博古、李德拒绝接受，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里是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控制了渡口。但因队伍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过缓，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受刚刚赶来的优势敌军的夹击。在激战中，毛泽东随军委纵队从花村渡过湘江。

　　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失败了，但红军自身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这时，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所以，他先拿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开刀。这个师在湘江岸边进行阻击，被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围出来。李德指责周子昆临阵脱逃，粗暴地训斥道：你的部队呢？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命令警卫班将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然而，警卫班战士一个也不肯动手，在场的博古默不做声。于此，毛泽东便直接出来干预了，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他同周子昆谈了话，鼓励他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攻击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34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过湘江遭到惨重损失后，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回忆道：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刘伯承回忆录》，第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当时，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原定计划，继续率领红军向湘鄂川黔之交的地方前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