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曾经经历过的历次党内斗争，都使党自身受到重创。这种斗争，不能再发生了。1934年6月19日于贵州沿河枫香溪召开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上，贺龙以手指夏曦，厉声喝道：“如果说我是机会主义者，你就是老鸡（机）婆！”红三军军长贺龙缘何会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军分会主席夏曦作此指责？　　一

　　1934年5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在贺龙、关向应、夏曦等人率领下，从四川彭水西渡乌江转战至黔东。经过几次大大小小的战斗，红三军控制了黔东沿河、德江、印江、松桃以及四川酉阳、秀山部分地区，并于6月19日到达沿河县第五区的枫香溪，司令部进驻逃亡地主王焕恩、王焕奎院内，军直机关驻新街、老街坨，红军医院设在新街“黔阳宫”。

　　此时，历经“左”倾路线困扰的红三军由于千里转战，战士甚为疲劳，给养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愈来愈多的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病情恶化，再加上夏曦先前曾粗暴地解散部队内的党团组织使得军内党员屈指可数，红三军战斗力已受到严重削弱。进驻枫香溪后，憋了许久的广大指战员纷纷对夏曦“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表示强烈不满，迫切希望建立革命根据地，结束这种无目的的游荡生活。

　　目睹此况，红三军军长贺龙既着急又痛心。身经百战的他心里比谁都清楚，眼下红三军只有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休整，才能保存并壮大这支革命力量。同时，枫香溪（现属德江）是沿河县旱涝保丰收的主要产米区，从这里至谯家一带森林茂密、盛产药材，且因地处乌江沿岸，煤、铁矿储量丰富，再加上交通闭塞，反动统治薄弱，堪为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绝佳之处。然“当家却做不了主”，贺龙虽名为军长，由于党的纪律和原则，红三军的领导实权，实际上握在夏曦“夏主席”手中。对于一些关乎红三军命运的良策，没有夏曦的支持，贺龙只能暗自叹息。

　　对于夏曦，贺龙并不陌生。这个被毛泽东称为“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的人物，曾一度因对王明的亦步亦趋被讽为王明宗派小集团里的“二十八宿”之一。1931年，夏曦抵达湘鄂西苏区后，在“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他曾武断地否定了湘鄂西党、苏维埃和红军在长期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取消了湘鄂西特委及军、师指挥机关，并于“肃反”中先后杀害段德昌、周逸群、孙德清、段玉林等一大批党和红军的优秀领导人。彼时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贺龙曾哀求他“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但夏曦听后“只是默然而已”。据不完全统计，两年多的时间里，夏曦竟然杀掉了数万红军将士，其领导下的湘鄂西根据地在完成四次大肃反后由原来的5万多人减员为4000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

　　夏曦还企图对多次批评自己的贺龙下手。他曾逼贺龙写声明书，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在红军转移到商南竹林关时，由于贺龙和关向应对其封锁中央局电报的做法表示不满，提出严正抗议，夏曦竟然还命人下了贺龙和关向应警卫员的枪。只是由于贺龙在红三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才未对其轻举妄动，不然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恐怕便会少了一个赫赫有名的贺姓元帅。“杀人魔王”夏曦之所以能恣所欲为、一手遮天，完全是因为当时较为死板的党内规定。按照该规定，时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肃反委员会书记的夏曦拥有“最后拍板权”，“哪怕所有的人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非服从不可。捕杀师、团干部，我（指贺龙，笔者注）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贺龙曾如是说。也正是因为这一“最后拍板”，1934年4月红三军在四川彭水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也被夏曦以“彭水前面是江，后面是山，不利于撤退”为由粗暴否决。以至于数十年后贺龙在回忆彭水这段往事时还说：“放弃彭水是非常可惜的。那时红三军的情况是苏区丢了，党组织解散了，像一个小孩失去了依靠，就剩下一面红旗。”

　　回想起湘鄂西苏区时夏曦的所作所为，贺龙不寒而栗。此时看着将士们对自己给予的无限期望，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令他忍无可忍。贺龙遂找到政委关向应，毅然对其说道：“我们再也不能这样走了。”“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队伍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怎么能行？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关向应也对夏曦所作所为有所不满，他沉痛地对贺龙说：“部队的政治工作除了刷个标语口号，什么都取消了，真不晓得夏主席是咋想的！”这一晚，贺龙与关向应铺连着铺，像一对阔别多年的老朋友，说了大半宿话。他们对红三军乃至红二方面军的前途和未来，在心中拟出了宏伟蓝图。第二天一早，他们又找到红七师师长卢冬生，征得了卢的支持，决定与夏曦“翻脸”，以期摆脱“左”倾错误路线影响，带领红三军开辟新的革命天地。

　　二

　　经过周密准备，1934年6月19日下午，就在枫香溪地主王焕恩住宅的堂屋里，党史上极具意义的“枫香溪会议”拉开帷幕。当时会议定名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夏曦、贺龙、关向应等，军委会委员卢冬生也列席了会议。与以往的会议截然不同，此次会议不是夏曦主持，而由关向应主持，这让曾一度以“领袖”自居的夏曦“倍感惊讶”，也使得会议从一开始便充满了火药味。原来，这也是贺龙、关向应等人经过仔细商量之后无奈采取的一种策略。因为，按照党的纪律和规定，如若请时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军分会主席的夏曦主持，会议极有可能被其扼杀，从而使红三军建立黔东根据地的蓝图胎死腹中，并陷红军于危险境地。

　　以“一种旁观者的超然心态，按时走进这座砖石结构、风格古雅的王氏住宅”的夏曦进来后，会议正式宣告开始。没有任何铺垫，甚至连清嗓子的咳嗽都没有，主持会议的红三军政治委员关向应便直接点明本次会议的主题，即研究根据地、群众工作、政治建设等问题，并请贺龙首先发言。在发言中，贺龙说道：“……在根据地建设上，我们过去开一回会做一个决议，全是纸上谈兵，没有一回当真的！这回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看我们完全可以在印江、沿河、德江、酉阳、松桃这一带搞出一块根据地来嘛！我还是那句话，白鹤有个滩头，野鸡有个山头，一支红军队伍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说到此处，关向应忍不住插话，他表示赞成贺龙的观点，认为部队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确实不行。关向应说，红军要想在川黔边站住脚，就要建立根据地，就必须打好群众基础。当时的情况是红军一到，群众就跑光，这说明群众对红军很不了解，说明党的工作需要从头做起。接下来贺龙逐条陈述了在枫香溪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一是黔东与川、湘、鄂三省毗邻，敌军兵力部署比较薄弱；二是这一带地处黔东高原，武陵山脉横贯其中，西有乌江天险之固，东有梵净山为屏；三是黔东这一带，人民深受压迫剥削，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特别是“神兵”(黔东地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性群众组织)斗争如火如荼，纷纷要求参加红军，群众斗争情绪非常高涨；四是枫香溪前后山峦对峙，易守难攻。